这种腐败的例子可以被无限繁殖，但在所有这些腐败形式的基部有一种本体论失效的活动，它作为对民众单一本质的破坏得以定义和实施。民众必须被统一或分割成不同的结合体：这就是民众为何不得不遭受腐败。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与现代的腐败概念不可能被直接翻译成后现代概念。古代与现代的腐败在与价值的范式和(或)关系的关联中被定义和体现为对它们的一种歪曲，如此一来，它能够不时地在政府形式的变化和价值的复归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今正相反，腐败不可能在政府形式的任何转化中扮演角色，因为腐败自身是帝国的实体和总和。腐败是监控的纯粹的操作，没有与生活世界相称或足够的参照。它是通过其强制的统一和(或)残酷的分隔成为导向毁灭民众特性的监控。这就是帝国在其崛起的时刻必然衰落的原因。
从物质性的角度看，对生产性生态力量的这种否定的监控角色甚至更加的似是而非。生态政治的一代直接改造了民众的主体。如我们所见，这就是受到智力和合作性权力滋养的主体，是业已混杂起来的主体。生育在后现代性中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便是“标准之上”的主体。在这种情境下腐败简单地显现为疾病、挫折和残缺。这就是权力如何总是对抗受到滋养的主体。腐败也显现为精神病、麻醉剂、焦虑和无聊，但这也已经总是发生在整个现代性和规训性社会之中。如今腐败的特殊性相反成为单一主体组成的群体的分裂和对其生命的阻碍。这里我们由此而对着一个悖论。帝国对主体在合作中生产更多并在群体中享受更多的这一事实予以认可且从中谋利，但它为了不被其破坏，不得不阻挡与控制这种合作的自主。腐败在活动中阻止群体中的主体出现这种超越“标准之上”的情况，即威胁到帝国生存大业的新的主体权力单一普遍化。这一悖论是不可化解的；世界愈富有，以此种富裕为基础的帝国就必须愈加否定财富生产的条件。我们的任务是要调查出腐败如何能最终被迫停止其对生育的控制。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