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社会的酬劳和对所有人来说有保障的收入。社会的酬劳首先与家庭酬劳即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基本手段相对立；借助这种斗争手段，付给男性工人的生产劳动的报酬也被要求付给在家的工人妻子和受赡养者的无报酬的再生产劳动。家庭的报酬使家庭的控制牢固地保持在男性报酬获得者手中，而且使关于什么样的劳动是生产性的、什么不是的错误概念长期存在。随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间区分慢慢淡去，家庭报酬的合法性也在淡化。社会报酬完全超越于家庭之上，扩展到整个民众，甚至失业的人群，因为全体民众在生产着，而它的生产从整个社会资本的角度说是必要的。在到后现代性和生态政治生产的进程中，劳动力已愈加地成为集体的和社会的。当劳动不可能被个性化和测量时，要支持“同工同酬”这样的老式口号甚至都不可能。对社会报酬的要求将以下要求扩展到全体人民：所有为资本的生产所必需的活动应以平等的补偿来加以认可，以便社会报酬成为真正受保障的收入。一旦公民权扩展到所有人身上，我们可以将这种受保障的收入称为公民权的收入，即社会每个成员所应有的。
目标(再占有的权利)
既然在生态力量的帝国范围内生产与生命趋于重合，阶级斗争有潜力在所有的生命领域中爆发出来。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如何能现实地涌现出来，而且它们如何能组成一个连贯的斗争计划，即足以毁灭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组成的力量。问题是究竟民众的主体如何能将其自身形成一种目标。
民众目标的首要方面与语言和交际的意识相关。如果交际已不断成为生产的组织，如果语言的合作已不断成为生产的物质存在的结构，那么对语言的意识、意义和交际网络的控制就成为政治斗争的更加中心的事件。尤根·哈贝马斯似乎已经理解了这一事实，但他将语言与交际的解放了的功能只授予个体和社会中孤立的部门。①通往后现代性和帝国的进程禁止那种对生活世界的划分，随即将交际、生产和生活展现为一个复杂的整体，一个公开的冲突场所。科学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已经长久地占据了这些争议的场所，但如今所有的劳动力(无论它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脑力的或体力的)都参加到在语言意识上的斗争和反抗资本将交际社会性殖民化的斗争当中。腐败与剥削的所有要素被语言和交际的生产体制强加到我们之上：以言语来破坏它们就如在行动上这样做一样紧迫。倘若通过思想意识我们仍然理解到一个上层建筑上的、外在于生产的观念与语言的领域，这其实就不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事情了。或者不如说，在帝国的体制意识形态中，批判直接成为对政治经济学和体验过的经验二者的批准。意识和意义如何能以交替、连贯的交际机制实现有差异的转向和组织起来呢？我们如何能发现和引导创造着生活与生产组织的语言准则和交际网络的表述行为的方式？知识不得不变成语言行为，而哲学则被迫变成真正的对知识的再占有②。换句话说，语言和交际不得不以斗争组成生活。当将交际联结到生活模式上的机制在民众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时，目标的首要方面便凸现出来。对应着每种语言和交际网络的是机器的系统和机器的问题，而它们的应用让我们认识到民众的目标的第二个方面，它整合了首要方面，并带着后者走向更远。我们深知机器与技术不是中性和独立的实体。它们是部署在具体的生产体制中的生态政治的工具。它促进了一定的实践又禁止了其他的实践。我们一直跟在后面讨论的建构新无产阶级的进程在此超越了一个基本的起点，此时民众将其自身认识成机械化，并构想出对机器和技术进行新应用的可能性；在这种应用中，无产阶级没有被吸纳成“可变资本”，即资本生产的内在部分，而应是一种生产的自主力量。从在语言意识上的斗争到构建一种机器的新体系的过程中，目标获得了更大的连贯性。目标的第二方面作用在于使得已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东西对自由的渴望来说成为一种长期的物质进程。人与机器的杂交化不再是单纯发生在社会边缘的过程；相反，它是处在民众及其力量构成的中心的一个基本阶段。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