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干涉通常被用为初步的行动，为以后的军事干涉扫清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部署表现为一种得到国际认可的警察行动。今天，产生于旧国际秩序，甚至产生于联合国的决定已越来越难以制造军事干涉行动。更多时候，军事于涉为美国单边掌控，这个国家首先自行承担起基本任务，然后再要求其盟友一起驱动武力控制和/或镇压帝国的当前敌人的程序。敌人通常被称为恐怖主义者，它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概念和术语，它是对对手的贬低，而警察心理则是它的根源。
在对民族冲突的干涉中，预防与压制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其清晰。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紧随而至的新的和/或复苏的民族认同感的强化有效地分裂了建立在民族政治路线上的旧集群。这些冲突使全球关系的组织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同时，借助于确认新的同一性和新的地域，也增强了受控材料的延展性。在此种情形下，压制可表述于预防性行动之中。那些预防性行动构建起新的关系(这些关系最终将在和平中得到巩固，但在此之前战争势在必行)、新的疆界和新的政治结构，所有这些在帝国的构成中都发挥起职能作用(或者说它们能发挥更强的职能作用，它们本身也具有更好的适应性)。①通过预防性活动为压制做好准备的另一个例证是打击公司企业团体，或“黑手党”，尤其是那些涉足毒品贸易的组织的活动。对这些团体的实际压制倒不是最重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给它们的活动定好罪名，安排针对它们的存在的社会警报系统，以使对它们的控制更简便易行。即使控制“民族恐怖主义者”和“毒品黑手党”在警察代表国家完成的范围宽广的职能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行动也属常规性行动，也就是说属于系统性行动。“正义战争”得到“道德警察”的有力支持，正如帝国权力的认证与它的职能的合法化得到必需的、连续不断的警察力量的支持一样。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参见 Richard Falk 的文章Positive Prescriptions for the Future,该文收入 World Order Studies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NO. 20(Princeto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Studies,1991)。要考察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融入“全球立宪主义”那多多少少带有些洛克主义色彩的框架中，读者应当参阅Antonio Cassese所做的公开声明。除此之外，读者还应当读一读他的一些专著，如：International Law in a Divided World(Oxford:ClarendonPress, 1986), Human Rights, in a Changing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②即便是那些要求改革联合国的建议也多多少少在沿这样一条路线进行。要得到有关这方面著作的文献资料，读者可以参阅Joseph Preston Baratta 的 Strengthening the United Nations:A Bibliography on UN Reform and World Federalism(New York:Greenwood,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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