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用于干涉的武库已经十分庞大，它不仅包括军事干涉，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干涉，如道德干涉、法律干涉。实际上，帝国的各种干涉力量的运作最好被理解为以它们的道德工具为开端，而非直接以致命的武力为开端。我们所说的所谓道德干涉今天正在被各种实体所践行，包括新闻媒体和宗教组织，但各种实体中最重要的还数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正因为这些组织不直接听从政府的指挥，它们的行动被视为发自伦理或道德的必须。非政府组织这个术语可涵盖范围广泛的群体，但我们主要指那些在全球、区域和地方致力于经济和人权保护的组织。这一类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新世界秩序最强大的绥靖武器之一(尽管这与这些组织的参与者的意愿相悖)。这些非政府组织发起“正义战争”，尽管它们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暴力，也没有边界。就像中世纪的多明我会，以及现代性诞生之初的耶稣会一样，这些团体为了确定普遍需要和捍卫人权而竭尽全力。它们通过自已的语言与行动，首先把敌手界定为匮乏，然而再在敌手身上钉上罪恶之名。
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基督教道德神学如何首先把恶确定为善的匮乏，然后再把它界说为应受惩罚的对善的违背。在这样一种逻辑框架中，非政府组织对匮乏所作出的一些反应就不仅毫无奇怪之处，更属理所当然。它们公开谴责“罪人”(或用于标准迫害意义上的“敌人”)，还把实际解决任务的工作留给“世俗”势力。就以这种方式，道德干涉成了活动于前线的帝国干涉力量。实际上，这种干涉由下层预设了例外状态，而且不受国界限制，因为它们装备有效力强大的通讯交往手段，且以对敌人的象征性生产为取向。非政府组织完全浸没在帝国构成的生态政治环境之中。在进行绥靖性、生产性的正义干涉方面，它们比权力更先行一步。如此说来，一些旧国际秩序学派中忠厚的法理学家(比如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会被非政府组织的魅力所引诱就毫无惊人之处了。①非政府组织把新秩序展现为一种和平的生态政治环境，它似乎遮住了那些理论家们的眼睛，令他们看不到道德干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预示所造成的野蛮效果。②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从冷战后期的“强化民主”、“民主过渡”等概念到帝国理论中的“强化和平”的概念，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未中断的连续线索。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许多伦理哲学家支持海湾战争，而许多法理学家在RichardFalk的带领下反对那一场战争。举例而言，读者可以参阅 Richard Falk 的文章“Twisting the UN Charter to US Ends”,该文收入 Hamid Mowla-na,George Gerbner,Herbert Schiller 合编的 论文集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War in the Persian Gulf(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读者也可以参阅 Danilo Zolo 关于海湾战争的讨论, Cosmopolis: Prospects for World Government(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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