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化机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①
这种在军事和道德两个方向上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干涉是武力使用的合乎逻辑的形式，其力量之源是建立在永久例外状态和警察行动基础之上的合法化范式。干涉永远是例外，纵使它不断发生；它采用警察行动的形式，因为它的目的是维持内部秩序。这样，干涉就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它通过警察部署直接为构建帝国的道德、规范、制度秩序作出贡献。
君权
在帝国的构造中，传统上称为君权的东西实际上被重复，甚至得到实质性更新。如果我们驻足在经典的国内、国际法的概念框架中，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一个超国界的半国家正处在形成期中。但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并未精确表述出当今形势的特点。当现代主权的君权再现于帝国中之时，它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部署军事力量的主权职能过去由民族国家承担，而现在由帝国来完成。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对这种部署的合法认证现在建立在一种永久性的例外状态之上，而军事部署本身也采用了警察行动的形式。其他一些君权，比如说贯彻正义概念，设定税种，它们的存在同样也有其界限。在前面，我们已讨论了在帝国的构成过程中，法律权威的边际地位，我们也可以说(随着税种的设置日益与特定的、地方的紧急事态相联系)现在税种的设立也居于这种边际地位上。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帝国的主权就是在各种边际地带得到实现。在这些边际地带，国界之划分更灵活可变，各种角色身份也更具混合性和流动性。很难说中心和边际这两者哪方对帝国更重要，实际上所谓中心和边际本身亦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令任何从地域上把它们确定下来的努力无功而返。我们甚至可以说过程本身是虚的，它的力量存在于虚空的力量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在这里，读者应再一次参阅 Richard Falk 和 Antonio Cassese的著述。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在如何发挥联合国正义法庭的功能这一问题上，一种“弱势”概念正在被另一种“强势”概念所取代。换而言之，过去要求正义法庭承担起法律认准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要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行使。现在要求正义法庭在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公正问题时，要发挥更直接、更主动的作用，直至在人权的名义下展开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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