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即便帝国主权的建构过程确实是虚而非实的，即便它确实在各种边际地带活动，在许多方面这种建构过程依然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当然不想否认那样的事实。然而，我们的主张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是一种特殊的主权，这种主权具有非连续的形式。这种主权由于其“在最紧要关头”做出行动而应当被认为是有限的、边际的；它将它的惟一一个参照点固定在它所控制的权力的绝对性之中。因此，帝国看起来就像一部技术含量极高的机器：它是虚而非实的，建造它的目的是控制边缘事件，组织、支配系统的分解，必要时进行干涉(这与技术先进的机器人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帝国主权是非实态的，非连续的，但这并未减弱它的力量。相反，恰是这些特点令帝国主权的各个机构的力量得到加强，在当代历史环境中展示它的效力，在最紧要关头施展它解决世界难题的合法性力量。
现在我们已进入阵位，可以着手探讨这个问题：今天，在新的生态政治前提之下，我们还能不能以法律模式绘制出帝国的形象，把握住帝国生命的脉搏？在此之前，我们已注意到，即使以联合国和其他大型国际机构最新的发展去理解，那样一种法律模式仍旧不能由现有的国际法结构框架形成。这些国际组织对国际秩序的精细化至多也只能被确认为朝向新的帝国权力的过渡而已。帝国之形成，既非以任何契约或条约机制为基础，也非借助于任何一种联邦力量。帝国常规性的源泉是一种新的机器，一种新的经济一工业一通讯交往机器—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全球化的生态政治机器。因此很明显，我们必须发现某种别的东西，某种不同于到今天为止构成了国际秩序之基础的东西，某种不依赖按照各式各样的传统扎根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权力形式的东西。无论使用哪一种旧式的法律理论工具，都不可能把握帝国的形象，揭示帝国的起源，因为所有那些工具都被用于现实的、制度的、实证的或自然的权力框架之中。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让自己因为这种无能为力被迫接受玩世不恭的纯粹力量的框架，或马基雅维利式的立场。在帝国的发生起源之中，确有一种理性在发挥作用。尽管这种理性不太符合法律传统，但在常常被隐蔽起来的工业管理史和技术的政治化运用史中，这种理性较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里，我们也不应忘记，沿着这些线索前进，我们就能揭示阶级斗争的构造和它的制度化效果，不过我们将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部分中讨论。)正是这种理性把我们置于生态政治和生态政治技术的中心。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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