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借用马克斯·韦伯就权力的合法化形式所立的著名的三段式公式，那么帝国引入其界定之中的质的飞跃就是一团混合物，其无法预先确定的成分包括：1）典型的传统权力成分；2）已在形态上适应于生态政治环境的官僚制权力的延伸；3）被“事件”和所谓“领袖魅力”所界定的理性，这种理性上升为一种令整体走向单一，令帝国干涉生效的力量。①这种新韦伯式观点的逻辑在特色上是功能式，而非数学式，是根茎状和起伏状，而非归纳或演绎。它既将语言的次序视为意义的机械次序，对它进行管理，同时又将语言次序视为创造，是口语化、不可分解的创新。
帝国权力关系所要阐释的基本目标是系统的生产力量，这个系统就是新生的生态政治、经济、制度系统。帝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进行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也在于帝国向纵深发展、获得重生、把自身涨满世界社会的生态政治空间的能力。帝国权力的绝对性同帝国内存于生产和再生产之中的完全性是两个互补的术语，它们同生态政治环境有着互相补充的关系。或许，这最终无法为一种法律秩序所表现，但它千真万确是一种秩序，是一种被虚拟性、动态性和功能的开放性所界定的秩序。因此，合法化的基本常规将建立在这部机器的深处，建立在社会生产的中心。社会生产和法律的合法认证不能被视为首要和次要力量，也不能被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应被理解为处于绝对的平行和交织状态中，它们共同扩展至整个生态政治社会空间。在帝国中，在生态权力的统治下，经济生产和政治构造日益趋向于契合。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见 Max Weber 的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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