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再具体一些，考察新无产阶级表达自身的欲望与需求的斗争形式，在20世纪后半部分，尤其是从1968年到柏林墙倒塌之间的20年间，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调整和全球扩张与无产阶级斗争的转型同时进行。如我们在前面已论述过的，一种建立在劳动力反抗中表达出的共同欲望的交流、转移基础上的国际斗争圈的形象似乎已不再存在。作为组织斗争的具体形式，斗争圈已消失。然而，这一事实并未把人们推入无底深渊。相反，我们仍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看到一些影响巨大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民众展示出他们对剥削的拒绝，这些事件显示出了新无产阶级的团结性与斗争精神。
看看下面这些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中的最激烈、也最有影响力的斗争吧：1992年5月的洛杉矶暴动，从1994年开始的恰帕斯起义，在1995年10月几乎令法国陷入瘫痪的一系列罢工，以及1996年发生在韩国的类似罢工。这其中，每一次斗争都发生在特定的环境中，都建立在对本地区问题最直接的关注之上。在任何一个方面，它们都无法相互联结，结成一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长的斗争之链。这些斗争没有一个能引燃新一轮斗争，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欲望与要求无法被转移入不同的社会语境。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革命者无法在听到发生在纳布卢斯、洛杉矶、恰帕斯、巴黎和汉城的事件之时，立即就把它们视为自己的斗争。不仅如此，这些斗争不仅不能与其他社会语境交流沟通，甚至在本地区也缺乏充分的交流沟通。故而，它们往往只能延续很短的一段时间，转瞬间就燃尽了自己。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也最迫切的政治悖论：斗争已变得不可交流沟通。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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