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不可交流性的悖论使得把握和表达新涌现出的斗争所施展的力量变得极其困难。我们应该认识到，就在各种斗争损失了宽泛性、持久性和共通性的同时，它们的激烈性获得了增强。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各种斗争已都把焦点聚集到本地的、最贴近的境况之上，它们也提出各种具有超国家关联性的问题，各种为新的帝国式资本主义规范所固有的问题。举例而言，在洛杉矶，为暴动的烈焰补给燃料的是当地的种族对抗，以及排斥性的社会和经济格局，这在许多方面是当地的(后)城市地域所特有的。可事件几乎立刻就跃升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它表达了人们对后福特主义社会控制政府的拒绝。在洛杉矶事件中，人们看出，随着社会调解机制的衰落，在种族混居、社会复杂的大都市区域进行管理已变得举步维艰。洗劫货物、焚毁财产，这些行为已不仅仅是一种隐喻，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全球状况。①同样，发生在恰帕斯的叛乱基本上集中在地方性问题上：各种因排斥而引发的问题，以及地方缺乏自己的代言人。这些既是墨西哥社会和墨西哥政府所特有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长期以来存在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种族阶梯结构中的共同问题。然而，这场叛乱同时也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强加给当地的社会体制的迎头痛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也是对系统化的排斥和压制的回击，这种系统化的排斥和压制发生于全球市场在各地的构建过程中。②最后，1995年发源于巴黎，随后波及整个法国的大规模罢工也把斗争目标集中在本地和本国的问题上，诸如养老金、工资、失业等(在汉城，情况也是如此)。然而，那场斗争也立即被确认为是对构建中的新欧洲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直接抗争。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罢工呼唤一种新的公众观，呼吁建构新的公众空间，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机制。后者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或多或少出现于世界各地。①或许，恰恰因为上述这些斗争无法相互沟通，无法以斗争圈的形式在水平方向上扩散，它们所蕴含的力量只得沿着垂直方向上跃，立刻触及到全球层面。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 见 Michael Hardt, "Los Angeles Novos", Futur antérieur, no.12/13(1991)。
②参见 Luis Gomez 所编 Mexique : du Chiapas à la crise financiè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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