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一步时，我们也得认识到我们的比喻到此时也不再适用了。其实，双头鹰并不是关于帝国和民众关系的一个合适的象征，因为这样一个象征把两者放到了同一层面上，没有认识到两者间的等级性的非连续性，而正是这种非连续性界定着帝国和民众两者间的关系。从一个角度上看，帝国像新型利维坦一样明显凌驾于民众之上，它迫使民众屈从于自己庞大的机器的统治。可换一个角度，把我们的观察点移到社会生产力和创造性之上，也就是说采纳我们之所谓的本体视角，两者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民众才是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生产力量，而帝国仅只是一件用来俘获的工具，远离民众的活力。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帝国是一只死劳动积累的吸血蝙蝠，它只有靠吸食活人的血液才能生存下去。
一旦我们采纳了这一本体立场，我们就可以回到在前面我们讨论过的司法框架问题，并发现存在于由国际公法向新的帝国公法的过渡过程中的缺陷。这个缺陷正是界定着帝国的新权力观。换句话说，在帝国权力观试图摧毁那些曾作为国际公法的参照点而发挥作用的旧价值观念(民族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联合国等等)时，它所遭受的挫折和持续不断的不安定，以及那些所谓的骚动，都表明它存在着本体上的缺失。就在帝国建构超国家力量之时，权力似乎丧失了承载它的地基。更确切地说，它丧失了推动它前进的动力。从一开始，我们就应把帝国环境中的生态统治看成一部空壳机器、一部寄生机器、一部仅供观瞻的机器。
民众的创造动力带给帝国一种新的存在感。或者说，民众的创造运动一直在作为一种另类范式存在于这一过程中。它内在于帝国之中，推动着帝国的构造向前发展，而不是什么由否定带来肯定，或其他类似的辩证路线。它始终在作为一种绝对的肯定性力量发挥着作用，推动支配力量走向抽象而空洞的大一统。到那时，它就会将自身表现为一个鲜明的另类。从这一角度说，当构成帝国的力量仅仅表现为存在和生产的缺失，表现为民众构成力量的空洞而抽象的痕迹时，到那时我们就将发现我们分析的真正立足点。那将是一个既是战略意义上的，又是战术意义上的立足点，因为到那时两者已不再有什么区别。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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