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类比最终仍有不足。在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君主身上，仍然存在着一种空想状态，拉开了工程同主体之间的距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尽管使用了极具内在性的方法，但仍旧将政治之功能局限于较高的层面，与之相比，任何后现代解放必须实现于此岸世界之中，必须实现在内在性层面之上，决不允许任何世外桃源般乌托邦的存在，哪怕它仅只是一个可能。今天，政治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以表达主体性，这个问题尚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拉近工程中的主体和客体，把他们投放到内在性关系中，这应是一种比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一恩格斯的叙述更深刻的内在性。换而言之，要把他们投放到自我生产的过程之中。
在现代性的晨光中，斯宾诺莎宣告：预言创造出自己的人民。①或许，今天我们应该更新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目的论。或许，我们应同斯宾诺莎一样，认识到预言的欲望也是一种不可压抑的欲望。这种欲望愈是与民众结为一体，它也愈强烈。现在，我们还完全不清楚，这种预言功能能否适应我们的政治目的，能否维系后现代革命反抗帝国的潜在政治宣言。不过，某些共同和巧合看来颇令人吃惊。比如说，马基雅维利提出，由下而上构建新社会的工作要求有金钱和武器，并强调我们必须向外部要求它们。对此，斯宾诺莎的回应是：难道我们不是已经拥有它们了吗？这些必须拥有的武器难道不是恰恰存在于民众的创造力和预言力之中吗？当我们将自身定位在后现代性的革命欲望之中时，或许我们也应作出同样的回应：难道我们不是已经拥有“武器”和“金钱”吗？或许，马基雅维利所强调必须拥有的金钱实际上就存在于民众的创造性之中，正掌握在生态政治生产和再生产的最直接行动者之手中。那必须拥有的武器或许就存在于民众的潜能之中，也就是存在于民众运用自已手中的生产力量，去破坏、摧毁后现代世界中的寄生性积存的能力之中。
第三章 帝国内部的另类
① 见 Baruch Spinoza, Theologico -Political Treatise, vol. 1 of Chief Works (New York: Dover,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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