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时代，这种形式的宣言将成为适应于具有反叛精神的主体的政治话语方式。然而，对内在性领域的选择能够充分地决定这种宣言的形式吗？从生态政治的角度看，后现代状况具有显著的自我矛盾特征，被理解为不间断的生活之流、生产之流、政治之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一切力量都被激发为生产力量；另一方面，同样的力量又受制于全球支配力量，而这种支配力量日益趋于抽象，从而日益对生活再生产中的工具感视而不见。在后现代时代，“历史的终结”被有效地施加于世人，可同时人类的一切力量又被召唤起以作贡献于劳动力、社会和生活的全球再生产。在这样的框架中，政治(当其被理解为行政和管理时)失去其透明性；通过常规化的制度过程，权力隐蔽，而非揭示和解释界定着权力对社会和生活的控制的特点和关系。
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才能再激励起革命政治话语？它如何才能获得新的连贯性，如何才能为最终的宣言注入新的唯物主义目的论？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机制，将主体(民众)和客体(世界解放)融合于后现代性之中？显然，仅仅追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宣言中给予的提示，我们难以做到上述几点，即便我们彻底接受内在性的论点也不行。马克思和恩格斯视创造性主体和解放过程为共生共存，可在冰冷、平静的后现代性中，这种共生共存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从后现代的角度看，马基雅维利的宣言在当代似乎又重新取得了相关性。借用马基雅维利的宣言，以之作一个类比，我们可这样提出问题：分散到各种网络中的生产劳动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中心？如何才能使大众之精神和肉体的物质性、非物质性生产构建起共同感和方向感？或者说，对于民众构造这一主体和民主政治工具的构成，当我们付出努力，缩短、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时，我们如何才能发现“君主”？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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