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欧洲现代性的内部冲突在全球范围内也表现为一种外部冲突。与文艺复兴思想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还有欧洲对美洲的发现，和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支配的起始。欧洲发现了它的外界。“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质的突破”，撒米尔·亚明(SamirAmin)写道，“这恰恰是因为欧洲从那时起开始意识到以它的文明征服世界是个可能的目标……从那一时刻起，而不是在那之前，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凝结成形。”①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倡导了一系列革命性观念—人类平等、个性和集体、合作和群体。这些观念回响过全球，向全球传播着力量和欲望，随着新的土地、新的人民的发现而倍增。可同时，同样的反革命力量在力图控制欧洲的生成性颠覆性力量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把别处人民置于欧洲统治之下的可能与必需。欧洲中心论的出现正是对新诞生的人类平等观的潜在力量的逆动，它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反革命。同样，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占了上风；可也同样，它的优势并不具决定性。从一开始，欧洲现代性就是一场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战争。欧洲的霸主地位从来就处在危机中，而这一危机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界定着欧洲现代性的危机本就是一回事。
到了17世纪，现代性作为危机的概念得到强化。在这个世纪之伊始，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接着，它目睹了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可怕内战。可这个世纪最为可怕的一幕发生在德国的三十年内战中。与此同时，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和对当地人民的屠杀和奴役，其惨烈程度一日超过一日。到了17世纪下半叶，绝对君主制似乎彻底封堵住了自由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行路。绝对论企图定格现代性概念，企图使用超验论的新武器来消弥一直界定着现代性的危机。与此同时，在海外，征服逐渐被殖民主义所取代，原先危险重重的掠夺和对黄金、财富的搜刮也日益让位于贸易专营权、稳定的生产形式和非洲奴隶贸易。17世纪就是这么一个模棱两可，一个既脆弱，又充满巴罗克式富丽堂皇的世纪。从社会最黑暗的深渊总会泛起几片这个世纪试图埋葬的回忆。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参阅 Samir Amin 的专著Eurocentrism(New York:MonthlyReview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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