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方面看，伊曼纽尔·康德位于这一发展的中心。康德的思想极其丰富，把后人引向不同的方向。但在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把超验原则推上欧洲现代性最高点的那股思想。康德将主体置于形而上学的中心。可同时，他又用我们前面已提到的三重机制控制住主体，也就是：把经验空泛化为现象，把知识削弱为智性思考，把道德行动在理性图式中中和。笛卡尔的沉思引出他对二元论的肯定，康德则使二元论具体化，不是通过神，却是通过一种伪本体批判—人被放到宇宙之中心，可这已非那通过艺术和行动使自己成为人中之人的人。这个人在经验中迷失，在对道德理式的追求中幻灭。当康德把主体自身的发现定为危机时，他完全清楚他又把我们抛入现代性的危机之中，可这种危机被用来辩护超验力量在知识和行动之中的独特、惟一地位。世界成了理式的华屋，被授予我们的惟一实在。
再没有一个人对浪漫主义的表达像康德那样强烈，浪漫主义是全部康德哲学的母题：超验的必需、一切形式的直接的不可能、存在之物的理解和行动之中的符咒。从这一角度看，阿瑟·叔本华可能是对康德主义和浪漫主义姿态理解最透彻的读者。要把事物的表象同事物的本质统一起来，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极其困难，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也成了这个处在痛苦的匮乏之中的世界的诅咒。因此，这个世界的构造方式就不允许高尚崇高的力量，那些飘向真理和光明的力量繁荣昌盛。①换而言之，叔本华认识到康德主义对人类进化的思想断然说不。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 这种欧洲式自满自足的超验路线在最近的一个例证可见于Massimo Cacciari的专著 Geo-filosofia dell'Europa(Milan: Adelphi,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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