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这位“智力上的野蛮人”把一个新概念—时间性塞入现代性的发展之中。他把时间性展示为一种辩证目的论，它已得到实现，已到达终极点。现代性已完备了，它已不能被超越。这样，当黑格尔迈出更远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步时，这也绝非偶然。这一步给全局下了定论：辩证的危机在国家的支配下被中和。和平和正义再度开始它们的统治，“国家是一个道德整体，这种整体性存在于国家自身之中，也只为国家自身而存在……国家的存在对上帝驶过世界的远征至关重要。”①
现代主权
黑格尔就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戏剧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体现出现代欧洲政治同形而上学之间深刻而又密切的联系。政治处在形而上学的中心，因为现代欧洲形而上学本就是为了应对个体解放和民众的革命构成而兴起的。它成为现代性第二种形态的主要武器，因为它能提供一件超验工具，施加秩序于民众之上，阻止民众自发组织起来，自动表达他的创造性。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要确保它能控制出现于欧洲本土和欧洲殖民地的新生产力量，从而控制这改变自然的新力量，并从中渔利。因此，政治同形而上学一样，其核心主题就是根除中世纪的超验形式，因为它阻碍了生产和消费。同时，它又要以适应于新人类的生产形态的形式维持着超验的支配地位。故而，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政治哲学中得到体现；也正是在此，新的中介形式找到应付内在性革命的最适合的回应，打造一件超验的政治工具。
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一个最终的、绝对的、最高的统治者，一个“人间上帝”，他的这一提法在构造超验政治工具的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霍布斯推断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是战争，是个体行动者之间普遍的冲突，这一推断成为他的逻辑的起点。接下来，为了抗拒战争造成的死亡威胁，保证生存，人类必须达成协定，赋予一位领袖以绝对的行动权力，或更确切地说，赋予他剥夺除了人类的生存权和生殖权以外的一切权力。“既然理性与正义并不存在，那么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正义和理性就必须填入空白，而那个人，或那些人也就成了最高权力的拥有者。”①基本过程通过契约完成，契约把民众的一切自律权转交给最高权，从而使民众臣服于其下，接受其统治。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 参阅 G. W. F. Hegel 的专著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Allen Wood 编(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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