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意味着生态权力的诞生。①
在福柯之前，马克斯·韦伯也已描述过行政管理机制对现代主权的形成的介入。②福柯的分析是历史性的，有着广阔的时间跨度，而韦伯的分析则是共时性的，其深度令其强大有力。就我们关于现代主权的讨论，韦伯的第一个贡献是他将现代性之开端界定为一种断裂—一种个体和民众反抗国家的巧取豪夺的创造性境况。接着，国家主权被界定为对这种力量关系所作的规范。现代性的首要标记是对立力量间的紧张关系，任何一次合法化过程都受到这种紧张关系的规约，力求消减它的破坏力，同时释放出它所携带的创造力。在新的主权力量中，现代性危机的闭合可以旧的、半自然主义的形式完成，比如说发生于传统的立法过程中。或者，这种闭合也可以神圣、非理性而具有创新性的形式完成，比如说发生于奇里斯马的立法过程中。最后，它也可以行政管理合理化的形式完成，而在晚期现代性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最有效的形式。而对上述几种合法化过程的分析是韦伯的第二个相关贡献，它在第一个贡献的基础之上确认了范式的双重性。韦伯对转变的程序特点的研究构成了他的第三个相关贡献，不同合法化形式之间的相互混合总是存在，也总是可能，它们有能力持续不断地扩大、深化对社会现实的控制。由此引出一个最终的悖论：如果说一方面这种过程闭合了现代性的危机，可另一方面它又使现代性的危机重新开启。闭合危机过程所采纳的形式就如现代性的起源一样，既举足轻重，又矛盾重重。在这一方面，韦伯的著作有着巨大的优点，它彻底地摧毁了黑格尔所炮制的自鸣得意的现代国家主权观。
很快，韦伯的分析就被投身于现代性批判的作家所拾起，他们从海德格尔到卢卡契，从霍克海姆到阿多诺。他们都认识到韦伯揭穿了现代性的幻景，这个幻景就是现代性基础之中的二元对立可被纳入一个包容社会和政治的一切方面，包容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统一之中。他们最终意识到，现代主权已过了它的巅峰期，正走向衰亡。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参见第二章中我们关于Michael Foucault的生态政治概念的讨论。
②主要可参阅 MaxWeber 的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