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问题仅仅似乎是个矛盾，而矛盾的根源至少部分产生自两种区别明显的人文主义的术语混乱。在20世纪60年代，反人文主义对福柯和阿尔杜塞是一项如此之重要的工程。不过，这项工程可同斯宾诺莎在300年前打的一场战役联系起来。斯宾诺莎谴责任何把人性理解为主权中的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他拒绝接受任何赋予人类本质以不同于整体自然法则的特殊性的法则。在我们当代，多娜·哈拉维把斯宾诺莎的工程继续下去，坚持要打破我们在人、动物、机器间树立起的藩篱。如果仍要视人为孤立于自然之外，那么人就不能存在。这种认识恰是人之死。
然而，这种反人文主义根本不必同我们在前面叙述过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革命精神相冲突。实际上，这种反人文主义恰恰是在紧紧追随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工程。或更准确地说，它在紧紧追随着内在性层面的发现。宗教思想赋予上帝凌越于自然之上的力量，而现代“世俗”思想则把这种力量赋予了人，二者间有着严谨的连续性。就如上帝在他之前，这样的人孤立于自然之外，凌越于自然之上，他在内在性哲学中没有位置。同样，和上帝一样，人的这一超验形象迅速引向社会等级和支配。反人文主义被视为对一切超验的拒绝，可它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是对激励起现代传统中的革命洪流的创造性生命力的拒绝。与之相反，对超验的拒绝恰是思考内在力量的可能性条件。
在福柯最后的著作中，人文主义又一次出现，而在此20年前，福柯已在他的著作中公开宣称：人已死。可前者不应被视为对后者的矛盾，或背离。一旦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后现代肉体和心灵，我们就需要探索那激励着一切自然，当然也在激励着我们的创造力，就需要把我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这就是人之死之后的人文主义，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在连绵不断的构建工程中创造，再创造我们自己，我们的世界。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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