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案例样本，有关其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将在后面详述。这里所要把握的要点是：五代左右的学者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引导下，已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干预传播主要政策议题。
除了对正统的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展开持续批评，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发展还反映出知识分子的深层关怀。第一代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迎击遍布在正统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范式，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也被置于行为主义范式中。①行为主义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一个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检视其意义可以直接观察并被测量、并且更便于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那些行为去创造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基于道德哲学考量的批评性观念在这里毫无地盘，当然社会实践在此也毫无空间。尽管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议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但首先考虑其与行为主义的关系至为重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于对抗多学科整合运动的知识背景，反对把物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比如，使用经验观察去建立法则般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要素是可证伪命题，处在完善过程中的额外经验证据不断推翻命题或者假说。本质上说，这种看来服膺于物理科学的科学方法会实现创造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目标(Nagel，1957)①。实证主义路径被用于社会科学后，其调查方法通常被称为行为主义。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研究典范在心理学[巴甫洛夫和斯金纳(Pavlov & Skinner)的情境理论]、社会学[见诸霍曼斯（Homans）的群体行为分析]以及政治科学[见诸科伊(Key）关于公共舆论的研究]中历历在目。行为主义通过几条道路把它的触角伸向传播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成果是拉扎斯菲尔德和坎特里尔(Lazarsfeld&Cantril)，他们通过检视媒介讯息产生的行为反应，意图创造一种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科学。这里的要点不是要重述行为传播研究的历史，这种历史已经得到一些研究关注(Buxton，1994；Gitlin，1979；Morrison，1978；Park and Pooley，2008)，而是为了使第一代政治经济学置于其主要学术对手的情境中。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① 这个要点来自我对斯迈思的专访(1991年12月)。他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路径应用于传播学时的紧张关系这种问题迷惑不解。他早在20年代读研究生时，在他的主要知识分野中，就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曾共谋批判行为主义。在他看来，行为主义画地为牢，把研究限于基于经验观察的实证主义方法。政治经济和文化路径开辟了关于意义、辩证法和批判问题的研究。作为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知识对手，这种行为主义的观念也被我对赫伯特·席勒(1992年1月)和詹姆斯·哈洛伦(JamesHalloran，1992年4月)的访谈内容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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