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批评不仅仅限于分裂的一个方面。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倾向于拒斥政治经济路径，把其看作是经济学的、总体性的或者仅仅是“过时”的马克思《资本论》论调的衍生物（Critical 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1995)。再者，这样的论辩热潮也不仅限于传播和文化研究。任何学科都执迷于二者任何一方提出的理论(Sokal，2008)。①然而，正如第十章揭示的，新世纪与生俱来就证明了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分裂正在减弱(Miller，2004；Mosco，2004；Pratt，2004；Ross, 2004; Wasko, Philips, and Meehan, 2006)。
结论
这一章开始检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它始于把传播定义为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尺度或者标记。在追述这个领域的广阔路径的同时，这个定义也包括了信息的传输和意义的社会建构，在其所有形式中，也包括面对面传播和中介传播从印刷页面到Facebook。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对几种社会和知识挑战的回应。社会挑战包括媒介作为产业的发展，跨国企业尤为突出；也包括政府的发展以及围绕需要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以矫正全球不均等的争议的发展；最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部分原因是论述这样一个推断一个信息社会的兴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出现于这样的争论：包括主流的经济学及其所支持的政策这样的主导型的知识传统，比如，鼓吹一种为不大会失察的政府所支持的商业媒介体系。这一章通过解释，得出的结论是：行为主义传统实际是一种知识“元叙述”，在早年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正式挑战。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研究构成另一种主要挑战。然而，新世纪却给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带来一种不说是亲善的至少也可说是亲近的联系。现在，我们转向图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章中的头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要考虑历史上语言学转向的这种分析。在承认“语言学转向并不完全是有害的发展”后，社会历史学家帕默(BryanPalmer)总结道：
我所质疑、拒绝和把我自己区别于语言学转向的是：语言学转向物化语言，将其客观化为无中介的话语，把语言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之外所丢失的东西，以及语言学在取代本质结构与构造历史附属物的过程中所丢失的东西(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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