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几代政治经济学继续把它们自己和行为主义划清界限。然而，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时一度是其亲密战友的文化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和政治经济学反目成仇(Critical 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1995)。正如第十章论述的，这两种路径之间的矛盾由于学者们彼此联合与最终欣赏并广泛彼此引用而得到值得关注的缓释(Meehan，2005；Miller，2007；Ross，2004；Wasko，2001）。尽管如此，在这里有所提及也是必要的，因为了解当前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置于转换的语境中，这种转换是从强调与行为主义的差异(至今仍是如此)到其与文化研究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产生过这样几个关注，比如，文化研究对主体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的辩解，这一点很像本质主义者；文化研究也把言说、概念和命名行为看得优于一切；文化研究也反对发展联合系列行为的解释框架。追溯行为主义努力书写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元叙述的同时，政治经济学者也关注元叙述，然而，从它公开反对总体性思维诸形式(总体性包含在文化方案中)这一点来看，这又是自相矛盾的。根据加纳姆的看法，这种趋势源于文学与电影的研究，延伸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中。在其发展过程中，加纳姆总结道：
它的浪漫主义情愫如影随形，它渴望逃离人类生活的社会枷锁和物质囿域，它要走出被视为人类本质的异化状态，进入一个身无羁绊、心无牵绊并随心所欲的世界(Garnham，1990a：1-2)。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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