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地亚哥，席勒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这些著作为定义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贡献了力量，并对世界上的批判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席勒的著作一直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他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Mind Managers，1973)通过论述信息与文化产业日益增长的集中和跨国化，以及主要范例公司，比如盖诺普调查公司，《读者文摘》以及《国家地理》的广阔的政治与文化力量，展开了对信息社会观念的首次持续批评。①接着，他的著作《传播与文化支配》(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论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对智利阿连德(Salvatore Allende)政府努力建立替代性传播体制的直接观察。席勒和努登斯特伦(KaarleNordenstreng)合编的《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一书论述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的核心问题。②
在接下来的两本书《天晓得》（WhoKnows)和《信息和危机经济》中(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席勒回到信息控制这样的主题。这些主题检视了信息和传播体系对于跨国资本的普遍运行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在第二本书中，他论述了这些体系在克服继续困扰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文化，公司》（Culture，Inc.）一书中，席勒重访文化工业的主题，并通过论述学术科目的趋势，尤其是对转向文化研究的关注而与先前的研究分道扬镳。席勒致力于文化，因为他知道文化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通过检视在城市街道、公园、户外广告、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的文化，评估了文化对于社区的重要性。对他而言，那些地方展示了“社区的经济生活不能与其符号内容分离”，并且“言说、舞蹈、戏剧、音乐以及视觉和造型艺术从远古时代以来就是人类经验的生死攸关、必不可少的特征”(Schiller，1989：31)。他对文化持一种批判的视角，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从经济基础引申而出的上层建筑，文化不但不可避免地与物质内容纠缠在一起，而且文化是一种物质。他对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关注是基于一种担忧，他担忧学术界贬低文化，而这种贬低是通过把文化抽离于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彼此建构中所发挥的最为重要的作用的领域。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 这本书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同年出版，后者设置了关于“信息社会”的议程，比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的《劳动和垄断资本》(LaborandMonopolyCapital)一书早一年出版。《劳动和垄断资本》现在是“信息劳动”研究的经典文本。在广受欢迎的《现代心理学》杂志的一项民意测试的摘录中，席勒特别引人注目，杂志的编辑们给了一个席勒认为是“煽动性”的标题：“民意调查是为现状而工作的妓女”。
②这本书也非常著名，因为它是由Ablex出版公司出版、由Melvin Voigt编辑的第一本传播专著，该书呈现了90年代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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