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席勒与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二世、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作完成的《希望和愚顽》(Hope and Folly，1989)(该书例证了建立信息新秩序的呼招的衰亡)以及与努登斯特伦第二次合作完成的论文集《超越国家主权》（BeyondNational Sovereignty，1993)两书中，席勒回到他对国际传播变革的日久弥坚的旨趣。他也与莫拉那(Hamid Mowlana)和格伯纳(GeorgeGerbner)合作，在一本由国际媒介研究学者写就的论文集中，提出了思考海湾战争的全球视角。①
席勒最后的两本书把研究精力转向美国及其日益深化的麻烦。在《信息不平等》（InformationInequality，1996)一书中，他描写了接近传播的日益增长的鸿沟，预言了很快成为热门话题的“数字分裂”。但与那些把鸿沟仅仅看作是为人们提供技术而已的人们不一样，席勒把它看作是经济和政治资源产生了鸿沟的美国正在进行的社会阶层和族群分裂的征候。最后，在席勒于2000年辞世时还在继续写作的《生活在第一国》(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一书中，他就扎根于世界帝国中心的作为批判学者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话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个人见解。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希望与愚顽》例证了由美国为主导的保守势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大获全胜。该书原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理出版，在此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了由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支持者所提出的诸多关注。但是，等到该书完成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如此希望通过让美国和英国重返该组织而变革自身，以至于它拒绝出版该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但是一份免责申明指出，该书的内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毫不相关。根据Nordenstreng(1993：253)的说法，这不是联合国“反知识分子迫害”的第一案。早在1973年，它就把DallasSmythe排除在为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研究项目而设立的专家小组名单外。这是在他撰写了两篇批评主流的国际传播政策以及醉心于新传播技术的文章后发生的。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出版的文集中，拒绝刊载原本委托席勒撰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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