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意义深远。一是，第一次聚集了包括斯迈思及其学生古拜克与彭达库，还有古拜克的学生们在内的三代政治经济学者；二是，此次会议表明政治经济学学者网络的形成迈开了主要的一步，也表明政治经济学路径那时至少在北美主要局限于斯迈思和席勒的研究的状况向前迈进了主要一步；三是此次会议表明该领域正开始吸引一批女性进入这个曾被男性主宰的路径，甘地的出席意味着该领域并不限于白种人。最后，此次会议是朝向民主传播联盟的形成的主要一步，该组织将近30年里都最好地代表了北美政治经济学和行动主义的传播研究路径。
在大约同一时期，其他几位学者开始在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展开有意义的职业生涯。埃文(StuartEwen)对广告的研究，丹·席勒对新闻史的研究，萨斯曼(Gerald Sussman)对亚洲媒介和政治传播的研究以及麦卡娜尼(EmileMcAnany)对拉丁美洲媒介和发展传播的研究都是代表性的例子。
第二节 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描写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的出现不如描述北美那么容易，因为在描述北美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如斯迈思和席勒这样的关键人物。然而，从早期人物英国的哈洛伦(JamesHalloran)和芬兰的努登斯特伦开始讨论是有益的，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国际研究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注意。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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