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洛伦在英国传播研究发展中是领军人物。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他主持的莱斯特(Leicester)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中，戈尔丁和默多克的研究成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议题设置作出了贡献。此外，哈洛伦在担任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的主席的近二十年里对世界传播研究的发展产生 了影响（Hamelink and Linné，1992；Hamelink andNordenstreng，2007)，尽管长期担任国际专业协会这个最接近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袖，哈洛伦并没有首肯这个路径，而是选择了把其研究及其中心的研究置于批判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传统中(来自1992年4月的访谈)。他指出中心的设立是为了回应1961年内政部对不良少年问题的关注以及评估电视影响的兴趣。尽管他承认政治和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但他的主要的学术和研究项目的兴趣聚焦于发展一种批判的社会学路径(Centerfor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4：8)。哈洛伦把这种路径区别于传播研究的主流先锋，这些先锋的实证研究路径把数据收集置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之先(Halloran，1981：23)。
在哈洛伦作为主任的任期内，该中心坚持出版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其中几个学者，尤其是默多克和戈尔丁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正如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丁所认同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采用了社会学的或者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对待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研究范围依然很广阔，但是，重点却是强调年轻人、家庭和社区面临的问题，包括对少数民族的传播需要和社会学关注。事实上，默多克看到该中心获得很少的资助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大部分的研究，比如哈里斯(PhilipHarris)对于新闻通讯社的研究，哈特曼(Peter Hartmann)对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研究以及默多克对广告工业的研究都结合了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几种研究路径，并且，所有这些研究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以及政策研究实际构成了1984年以来该中心的所有报告(来自1992年4月与哈洛伦、默多克和戈尔丁的访谈；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Research，1991)。尽管人们把政治经济学与该中心联系在一起，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出版物几乎全部在该中心的赞助之外。确定了这一点后，戈尔丁总结道，在近似由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霍尔(Stuart Hall)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这种意义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叫做政治经济学的“莱斯特学派”，甚至比不上由布卢姆勒(JayBlumler)和麦奎尔(Dennis McQuail)在利兹(Leeds)领导下的政治传播学派(School ofPoliticalCommunication)。那些看来是一种制度化的研究项目，遵循一种遍及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模式，实际上是一群个人努力的成果，默多克、戈尔丁以及埃利奥特(PhilipElliott)和不时加入的其他人努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Golding，Murdock，and Schlesinger，1986)。他们共同钟情于批判的社会研究，而不是给予政治经济学特别注意。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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