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登斯特伦(1993，1979)和席勒合编了国际传播的主要论文集，这些论文集显示了强烈的政治经济影响。然而，他与斯迈思和席勒不同，我们不能轻易确认他采纳了政治经济学路径。这并非因为他缺乏对政治经济学者的主要关注的理论问题的兴趣，他曾使用显然是席勒和斯迈思的交叉的学术框架做了研究(Nordenstreng，2004)。然而，尽管显然分享了适切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价值观和评价，但他并没有对大众媒介和传播的经济维度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比之于哈洛伦选择批判的社会学作为关注的焦点，努登斯特伦则聚焦于传播的批判政治学，尤其是在国际和道德宣言中，这为他长期致力于政策研究和干预提供了基石。他的这种行事风格影响了包括政治经济学者在内的众多传播学者和行动主义者。然而，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并不如斯迈思和席勒那么直接，因为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方面并没有持续的研究兴趣，加上他选择了聚焦明白无误的政治议题，他对媒介商业和文化与传播的商业化少有发言权。
斯迈思和席勒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型方面产生影响的该领域开展了研究项目。哈洛伦和努登斯特伦为针对欧洲的研究和世界其余部分的研究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这是通过哈洛伦为IAMCR工作以及努登斯特伦在大量国际议题中的研究来做到的。然而，一种政治经济学路径在欧洲的持续发展出现在1974年和1982年之间，一系列具有理论色彩和项目特征的文章对于把这个领域放在欧洲的知识地图中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核心的研究包括默多克和戈尔丁(1973)的“为了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For a Political Economyof MassCommunications”)以及他们的(1979)“资本主义、传播和阶级关系”（“Capitalism，Communication，andClass Relations”)，加纳姆(1979)的“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作贡献”(“Contributionto aPolitical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以及马特拉为他和西格劳布(SethSiegelaub)二人合编的两书《传播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ism, Imperialism,1979），《传播和阶级斗争：解放与社会主义》（Communication andClassStruggle：liberation，socialism，1983)写的像书一样长的导言。这些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建立了项目位置，而这一点深远地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①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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