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洛伦并非同辈欧洲传播学者中唯一支持(如果不直接说是塑造)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学者，例如，普罗科普(DieterProkop)对媒介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把传播工业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连接起来(1983；1974；1973)。恩曾斯伯格(Enzensberger)的文章—“一种媒介理论的构成”（参见Enzensberger，1974)提出，通过发展一种着重强调阶级关系、冲突以及媒介矛盾而又颠覆性的本质的媒介理论，来填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空白范畴”之一，该文是这方面的早期努力之一。这里的要点是，尽管我们能够识别出如果不是如斯迈思也是席勒这样的同时代的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但他们对后来的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力并不如斯迈思和席勒对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那么证据确凿。从这个视角进行的持续研究开始于随后的那一代传播学者。
芬兰的努登斯特伦多年以来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以及在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政治争论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着力于对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技术乌托邦的问题作批判(1968)。他因对全球传播尤其是努力矫正不均衡并因此使大众媒介民主化而闻名于世(Traber and Nordenstreng，1992；Nordenstreng，1984)。他的研究素养深厚扎实，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致力于使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诞生的不屈不挠的政治行动主义，并在被称为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中，努力把这个新秩序延伸到因特网和其他新媒介中(MansellandNordenstreng，2006；Nordenstreng and Padovani，2005)。努登斯特伦尤其擅长于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策行动主义者召集在一起。当今世界只有极少地区未曾受到他的组织能力的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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