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结论：
描述和解释媒介的商业利益并非是为了建言一个确定性的关系，而是图绘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的局限性。文化生产保有一种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来自传统、职业意识形态以及对自由主义共识的真实包容性。(1974：226-227)①
默多克和戈尔丁1979年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更为清晰明确的理论蓝图，从而把政治经济学路径置于批判理论的宽泛框架中。这表明，对他们而言，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的批判性解读可以为马克思的遗产及其应用于传播研究之间提供一种基本联系。例如，默多克和戈尔丁通过指出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在社会研究所的贡献以及突出阿多诺对于音乐工业的研究，开始做马克思主义路径的文化分析的文献综述。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阿多诺坚持文化支配的过程根源于“文化工业”的经济动力，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必要起点。(1979：18)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强调“这只是起点”，并接着批评道，“简单地宣称文化工业’的资本主义基础必然导致和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致的文化形式理由并不充分”(1979：18)。②同样，加纳姆在同一年的文章中指出，原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与后阿尔都塞倾向的对照中论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默多克为他们论述的奇特方式而喝彩。他相信法兰克福学派承认“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确实被工业化；上层建筑被侵蚀并且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通过瓦解为基础而被打破”。他将这种观点与另外一种替代性的学术立场也就是为文化研究所采纳的立场对比，这种立场的结论是，我们正在观察“基础向另外一种自治的上层建筑话语转型的过程”（Garnham，1979：130)。尽管如此，像默多克和戈尔丁一样，加纳姆把法兰克福传统的研究议题归结为：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早期著作试图把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置于一种宽泛的理论框架中，看到他们如此小心谨慎颇为有趣。这意味着从一开始这种路径清除了“经济主义”。
② 在一次访谈中(1992年4月)，默多克指出了普罗科普(DieterProkop)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术传统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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