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行为大部分是以进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为目标的，传播工业首当其冲。通过制造全球劳动市场和广泛利用传播技术来进行重构过程，跨国企业获得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弹性，并因此而最大化地从劳动中获利。文化专业的学生花大量时间在图绘文化跨国化的曲线(Lashand Lury，2007；Tomlinson，1999)，这些工作丰富了我们对意义的全球化社会生产的知识。但是，政治经济学者和一些文化专业的学生正在弥补这方面研究的巨大鸿沟：劳动的跨国化不仅生产了当代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也生产了文化。
企业、政府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全球整合是一项正在进行的事业。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张力和矛盾，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派，这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中可见一斑，这些社会运动在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团体(如，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WSIS，其目标是把这个过程延伸进传播工业)这些国际机构会议上抗议这种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学者不仅检视这些发展，也严肃地开展实践并参与政治和政策过程。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承认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跨国化的重要性，也承认创造跨国民主以及世界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第二节 传播史的政治经济学路径
第一种趋势例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扩展，例如，从民族国家到跨国方向展开。但从时间的角度看，历史研究也有实质性增长。就像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历史的主要特征一样，充分利用这种视角的传播研究也总是对历史格外敏感。例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聚焦于政治权力中心和媒介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包括赫伯特·席勒(1981；1992)对一个全球的、严重军事化的电子媒介系统的研究，还有斯迈思(1981)对加拿大横跨出版业、广播电视和电子传播的依附进程的研究。后几代的学者进一步发展和修订了他们突出的主题，非常强调政府和企业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包括美国广播研究(Kellner，1990；Winston，1986)和电子传播研究(McChesney，1993；Mosco，1982；Schiller，1982)以及他们在加拿大的同行对加拿大广播的研究（Raboy，1990）和电子传播历史的研究（Babe，1990；Martin，1991)。丹·席勒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其研究确认了权势在电子传播工业里的发展并且这些工业开始为五斗米折腰的过程。这些权力都是电子传播服务的大型企业使用者，而且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工业权力结构的重要转向。拉柏伊(Raboy)的著作挑战了这个观念，即公共广播必然有利于政治民主，他的著作证明了国家控制公共体系的方式实际上使社区和公民社会群体的声音销声匿迹了。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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