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传播工业中的企业在内的公司一度扎根于本国，随后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如今，这些公司日益被整合进社会结构中，以致常常难以确认其宗主国。作为所有者、合作者以及与基于主国的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合作运行，它们使政治经济学者从谈论多国企业转向论述全世界的跨国经济。这些企业多是发端于西方但成长于其他经济体中，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它们使得许多来自西方支配的标准模式过于简单化。比如，印度，这个在传统上被准确描述为英国和随后是整个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整合进了包括来自北美公司的西方经济体中。像Tata，Infosys，WiPro和ICICI这样的集团在北美深深扎根，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一些人在训练好了其替代者后被解雇，这些人的工作被外包回印度。这些公司也雇佣北美的学生作为实习生并在拉丁美洲操作他们自己的外包投机事业(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政治经济研究也例证了包括民族国家、地区集团、全球治理组织在内的公共权威，也描述了这些权威整合进商业部门，产生出在每一个政府行为中都混淆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差异的混合物。我们再次申明，问题已不再仅仅是揭示这样一点：巨型公司如何通过驾驭政策和资源分配以有利于大企业来“俘获”一个政府，而是，我们正在见证在政治权威的跨国化中权力的两种形式的彻底整合(Braman，2007)。结果，国内社会阶级分化这个曾经占据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社会阶级分析内容的主题，现在比起跨国阶级分化来说不再重要，这种跨国阶级分化在跨越国家间重构了权力网络，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新富人群与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同类人物联系在一起。的确，检视媒介精英可能需要从那些在美国掌控巨型公司的人开始，但如果不指向那些在诸多其他国家挟权力而颐使气指的人就逐显不完善并且是彻底不够了。例如，这会包含中国的经理人群体，他们拥有和运作着联想集团，而这个集团曾经是IBM的个人电脑的部门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支配权的象征。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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