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立场的思考开始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开始进入权力和媒介的讨论。把该话题置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表单上的领军人物是爱尔兰学者盖拉赫尔(Margaret Gallagher，1992，1985，1984，1980)，他对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提出普遍批评，并继续图绘性别化的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的地形图。这种路径的要素包括，女性在历史上的文化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几乎从印刷出版业以来，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女性的市场已经很强了，但那个市场以显著方式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例如，她记录了19世纪小说中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四重从属性。女性小说家作为工匠是被允许的，只要她们的工作并没有打乱她们的主要看护家庭的职责。再者，女性被归属为在印刷商业中无技能的劳动领域(与童工一起)。更进一步，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被剥削还是侍养了中产阶级的女性的阅读和时不时的写作。最后，小说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建构和诉求女性为浪漫的、柔弱的、主内的、母性的消费者。盖拉赫尔通过分析建立了这一历史论述，即将文化工业中女性的结构性地位，例如除了某些高度可见的位置外女性的过度空缺，与跨文化工业的女性描述联系起来。历史的、社会结构的以及将社会阶级与性别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分析的结合，为重新思考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提供了重要模式。
除了盖拉赫尔·柔奇(Colleen Roach，1993)对和平运动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政治经济学也做了性别化评估。斯蒂夫(Steeves，1989)开始了“全球性别问题”的议程。她的阐述包括：跨国企业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家长制的工具，广告与编辑和激发了阶级和性别的观念与形象的娱乐内容的关系，以及在媒介生产过程中和媒介组织中女性的到场与缺席。她的结论说明了对社会阶级和性别分化的抵制形式以及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问题与机遇。①对于斯蒂夫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一种基于家长制和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路径具有提供一个分析的广阔领域的好处，因为当人们在做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家长制的资本主义时，它容许人们聚焦于具体的基础也不罔顾其余。但这个路径面临任何基于两种因素彼此建构的框架都可能面临的同样挑战，比如，如何刻画他们占据的领域的特征，哪个是形容词，哪个是名词以及如何描写二者互动的本质。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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