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商品化是理解特定的传播制度与实践的切入点。比如，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的扩张，部分地作为对全球经济增长速率下滑的回应，导致了媒介项目的越来越商业化、曾经的公共媒介和电讯机构的私有化以及传播市场的自由化，其中就包括中东这样一度限制商品化的地区(Khiabany，2006；Sreberny，2001)。
传播政治经济学因其强调检视制度的意义而闻名，尤其是商业与政府制度，因为它们主导着传播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以及传播市场的管制。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没有忽视商品本身和商品化的过程，但这一倾向已经使企业和政府机构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当面对商品时，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集中研究媒介内容，而较少关注媒介受众以及参与媒介生产过程的劳动。因为当前的全球媒介公司以及媒介内容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强调媒介结构和媒介内容也就不言而喻了。像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还有索尼公司等经过高度整合的跨国企业，它们制造的媒介产品具有多重效益。比如，在影片的分级发行中，一个好莱坞电影要先后通过这些企业中的各个主管电视、网络以及商业媒介的子公司。政治经济学帮助理解了企业和政府从新闻(McChesney，2003)到色情描写(Jacobs，2007)之间塑造媒介内容的各种不同方法。网络的发展为商业化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因为它不论在组织和重组传播内容还是衡量和监测顾客偏好方面都深化和拓展了利于商业化的种种机遇。
商业化不仅适用于内容，也适用于各种受众。政治经济学着力探讨了媒介受众，尤其努力研究了在一般的实际操作中，广告商是如何依据一家报纸、杂志、电台或者电视节目所能到达的受众规模而支付广告费用的。这引起了一场很激烈的论争一是否受众，实际上是劳工，为了回报他们所接收的媒介内容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Smythe，1977；Murdock，1978；Lebowitz，1986)。这场争议富有成效，因其将商品化的探讨扩展到了媒介内容之外，因为这意味着传播研究必须检视所有的广告企业，而不只是媒介公司。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将媒介受众的研究延伸到了审视受众的历史以及媒介受众与商业文化的生产者之间的复杂关系(Butsch，2000；Compton，2004；Hagen and Wasko 2000；Ross and Nightingale，2003)。同时，相关的研究还扩展到了有关受众劳动力的讨论中，这些受众与斯迈思所描述的既相似又不同，他们参与了网站建设，软件修改制作和营造在线社区等(Campbell, 2005; Grimes, 2006; Mcmillan, 1998; Meehan, 1999;Smith-Shomade, 2004; Terranova, 2000)。
第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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