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ras，2004)的专题。本书描述了商品化的过程如何扩展到了公共机构区域，这些区域曾经是与市场权力无关、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资源。这些包括媒介和电信，但也包括水、教育、街道、公众聚会游乐的场所、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事物、地点和服务，这些当然都是从各种各样互相竞争的力量和动机中创造出来。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保留了使用价值和惠及全民而无论其支付能力如何的原则。
广泛的商品化有多种显著的表现形式，尽管这里不是逐一详细探讨它们的地方。经济增长的衰退和政治权力的右倾引发了削减图书馆和公立学校等公共信息机构的基金（Monahan，2004；Tracy andHayashi，2007)。我们已经亲身经历了公共信息、邮政、广播和电信系统的大范围私有化和商业化，还有推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于成本”定价的逻辑也就是对那些市场权力拥有者有利的管理方法。广泛的商品化也包括转变公共空间—将公园变成私人管理的购物中心，博物馆、体育比赛和节日也越来越依赖商业赞助(Gibson，2003；Gibson and Lowes，2006；Gittings，1998；Negra，2001)。品牌化日益增长的力量和人们穿戴企业标志和其他广告的趋势将身体和个人身份商业化（Arvidsson， 2005； Klein， 2002； Rajagopal and Bojin，2004；Riordan，2004)。随着人们必须付钱来维护匿名性，我们也见识了隐私本身的商品化(Deery，2004a andb)。这些发展说明，商品化过程已经延伸到了那些曾经倾向于按照一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基于普适性、平等、社会参与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组织起来的场所和实践；尽管历史详尽地记载了这种社会逻辑的种种短处，它还是扩大了社会行动的基础，而现在，它正在被日益简化为一种将权利与市场权力画等号的市场逻辑。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记载了政府和大公司的权力扩大商品化的过程。这种理论需要比以前探讨得更加充分的，就是这个过程如何与扩展点(the pointof extension)的现状发生联系。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于理解商品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商品化过程缩减了其他替代性过程可以利用的资源、时间和空间，这样商品化就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权力的过程，而是被理解为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常识和天经地义的现实。这个论点很重要，可是得出它的过程摈弃了将我们带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的一个重要步骤。提倡一种逻辑而淘汰其他替代性逻辑的制度权力对于构建一种权威观点或者霸权(hegemony)至关重要。可是，还有联系制度权力和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多层关系上发挥作用的权力的问题。交换价值的扩展，不仅是通过削弱使用价值或者非商品价值，也是通过利用这些价值来增加自身的魅力，并在此过程中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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