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如何探讨它究竟为何物？或者说，既然很流行将它视为一种领域，它究竟在何处？笔者认为，后一个问题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一个关键问题。人们倾向于将它想成一种占据可指定空间的物体，不管是物理的、社会的、电子的还是神话的。公共领域的辩护者听上去好像在守护一片领土，阻止一个志在征服的强大敌人入侵。这种类比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市场和公众如何互相对立。可是当它引导人们将市场和公众想成占据具体场所的物体它们本身就很难确定，如果不是不可能确定的时候，这种观点变得非常糟糕。这种困难导致对于什么处于公共领域内部或者外部的立场变来变去。“公共”这个术语远非毫无歧义，可是看来和它相关联的问题要比和“领域”的观念无论人们如何具体定义它相关联的问题少得多。
探讨这种问题的一条途径就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贯彻民主即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上全面推进平等和最充分参与的一套社会过程。这些过程既不同于那些以私人生活为中心、提倡人际亲密的过程，又不同于那些促进交换和剩余价值创造的市场过程。从过程的角度来思考的价值在于：尽管平等和参与更有可能遵循某些制度形式和空间而不是他者，但它并没有在定义上排除任何一种结构的化身或者地点。后者更适合被视为有争议的地带，无论它是政府、市场，还是诸如社会运动一类设法令自身与政府和市场都保持距离的结构；在这些地带，商品化和民主的过程互相竞争。一切都可以成为个人的不同身份例如，作为一名消费者和作为一名公民互相斗争的场所。
从一种公共过程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困难，因为各种替代物显然声名卓著的各种制度和结构将实在感赋予了要不然就会被视为唯心主义抽象概念的东西。不仅如此，它们还提供了一幅路线图，尽管经常需要修改，还是通过建议走什么和不走什么路线，为从一个地点到达下一个地点提供了指南。尽管如此，制度和机构也可能提供错误的安全感。现在很时兴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人曾经求助于政府来寻找商品化的替代物，可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即使没有彻底被市场污染和官僚化，但除了形式的民主以外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东西，最起码也毫无希望地作出了原则性妥协。正如2000年和2004年美国大选所证明的，即使是在选举中投票的形式民主看来也作出了原则性妥协。结果，搜寻反对和替代的形式，包括媒介和文化，必须在外部、在设法与政府和市场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能找到。对于政府的指责有大量实质内容，寻找未被污染的空间大有文章可做。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自由比如在自由空间转化为市场或者政府空间以前可以吸收多少污染一传播领域的各种自由空间既包括传统形式，诸如另类的出版社、公共服务(相对于政府控制的)广播，也包括新形式，比如公众都准入的有线频道和通过博客和社交网络开辟了一种电子聚会场所的计算机网络。将这些视为自由空间各种化身的问题在于：在一些远非琐细的方面，它们既不自由也不是空间。另类的出版社可能是最自由的，但也取决于政府的做法，它利用了邮政津贴和直接的政府补助金，以及包括订购费、广告和商品化劳动力过程和发行网络在内的市场援助机制。同样，取决于司法权，公共服务广播依赖用户付费、政府补助金、商业广告和政府任命的主要管理人员，这些人员经常被要求证明他们有能力满足政治或者市场的成功标准。公众都准入的有线频道显然制作出更加多种多样的内容，可是它们被局限于那些能够付得起有线订购费的人。同样，取决于司法权，受到有线电视运作公司和政府管理者的双重监督。交互式电脑网络特别受到市场和阶级因素的限制。它们要求电脑和电信的准入权，以及要么有能力支付通讯收费，要么有大学教授的特许准入权一其费用由政府、大学(它们收到了大量的政府援助)或者试图创造一个新通讯形式市场的公司认购。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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