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稍后我们还会以更多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但这里需要先强调国家活动的显著变化。固然国家活动因为国家及其历史情境的不同而存有差异，但总体来说，以前的国家在传播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现在很不相同。这是因为传播产业和其他的经济部门不同，它曾经完全归国家拥有，或者说，即使它不完全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通过国家预算的分配、政策的监控以及规范的过程，与广泛的国家职能紧密地结合。回到美国无线电集团的例子，策略联盟的创立有美国政府的全程参与，这是除了政府对电台具有所有权外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公司得以成功组建的交换条件是允许政府介入董事会和管理层。同样，联盟组建美国通信卫星公司时，也满足了美国政府的具体要求，否则它就将面临着完全国有化的威胁。结果新公司不仅要受到政府的规范，还要允许政府代表直接参加董事会。需要承认的是，国家拥有传播设备并提供传播服务的事例仍然存在，在电信与广播电视部门中尤为突出。但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国家的参与正在减少。此外，虽然国家在跨国联盟中仍扮演特定的角色，比如规范合资协定，但是这也在发生改变。如今，无论是在本国之内或跨越国界，更典型的情况是，相关的公司自己直接进行协商。现在的国家在评估是否有反托拉斯的情形，或者评估贸易的影响上仍发挥着作用。今天，国家更多地鼓励这类协定，而并非规范它们或者入股参与。在以前，策略联盟的出现一度是国家政策选择工具(choseninstrument)的结果，如今则是企业集团的政策使然。企业集团以此扩张，找到合作伙伴，一起集结专业技术，并且共同承担风险。
再者，当今联盟的形式越来越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最主要的传播资源的使用者(users)也被拉入联盟组织中。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正如联合果品公司参与美国无线电集团联盟所表明的，策略联盟在传播史上早有先例。然而，最近几年来各种策略联盟所涉及的企业集团用户特别包括了银行、投资公司与其他大型传播消费企业，这说明以前偶然的事物正在变得越来越平常。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传播和信息技术对于自身发展与控制的重要性，业务范围在传播产业之外的公司也开始运用个人的力量或者联合起来，引导传播产业的发展方向，创建高质量而低成本的网络与服务，以求符合自身的利益。传播产业的空间化过程涉及了越来越多的大型用户，这表明重要的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传播产业的中心有了许多新的参与者，加入传统的生产以及销售硬件与服务的公司中来。除了重要的权力转移以外，空间化的过程也重构了传播产业的版图。以前偏向高度分化的部门，其界限与其他经济产业部门，很容易就可以分得清楚，现在则越来越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经济体中，各个部门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传统上消费服务的部门，现今却变成了重要的生产者，我们从私人资料网络、家庭录像服务和即时库存控制系统等许许多多快速成长的商业活动，就可窥测。实质上，传统的产品类型，以及与之相伴的法律、规范、政策机构都正在解体。美国公司与日本公司的差别何在？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与电脑公司的差别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区别？随着我们向全球化电子服务市场(electricservices marketplace)的接近，所有的这些差异都正在消失。①这些发展是在更大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采取了新的组织结构(neworganizationalstructures)，这个结构具有两种能力，一方面掌握资源，另一方面又能灵活地应对变化的市场。经济的重新建构有时候会产生企业的聚合，但这并不是成功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使得自己的结构更为灵活，这样才能快速转化成新的形式，以满足变化中的需求。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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