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同时也揭示了平衡该领域中另外一种趋势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一旦关注社会机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实践，就趋向于强调社会阶级。开始于社会阶级的分析事出有因，阶级结构化是解释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不胜枚举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阶级在持续分化。然而，第九章重新强调了避免本质论的普遍需要。在本质论的情况下，所有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阶级关系。对于结构化的其他维度与社会结构化相互补充或者冲突，比如，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包罗万象的社会运动，这些维度与阶级一起，组成了传播中众多的社会关系。
在论述女性主义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中，政治经济学迈开了重要的步伐，即便还有大量关键的工作要做(Byerly，2004；Lee，2006; Mclaughlin, 2004; Meehan and Riordan, 2002; Sarikakis andShade，2007)。同时，政治经济学也逐步对信息技术、社会性别、国际劳动分工等做了研究，揭示了诸如微电子行业的妇女员工们所面临的双重压力，在这些行业里她们遭受的是最低的工资与最恶劣的工作待遇(Huws, 2003;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esp. chapter 2; Pellow andPark, 2002)。
在这种分析中，更为普遍地是在结构化的社会过程中，种族仍极富意义，如，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方法发展的中心人物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1998，2003)对种族与媒介进行了多视角的评估。种族分化是当今构成全球政治经济的种族的多元等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无论是作为类别还是社会关系，种族都有助于解释对国家与全球资源包括通讯、媒介以及信息技术—的获得(Green，2001；PellowandPark, 2002; Ya'u, 2004)。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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