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察选址决策的实际过程，并考虑到在决策过程中作为决策变量的信息，行为学家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研究慢慢转向传播的作用，特别是计算机通信在选址决定中的作用。研究通常阐述的一般结论是，技术增加了位置选择的数量，因为它克服了从物理上接近信息资源的需求。交通运输和电力技术一度消除了选址比邻于水域的需求。现在，计算机通信网络的普及削弱了一家公司需要选择一个特殊地址的需求(接近于无线通信网络)。选址决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上：即认为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合理地沟通。因此，决策基于仍然存在的机会和制约因素，如劳动力、客户、环境因素。
运输业特别是通信业的发展，让企业远距离的经营变得简单，同时曾经不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地理优势也得以被运用。实际上，集中和分散是构成当代经济地理学结构性转变的同一个过程。因此，重要的是研究空间聚合，这对城市、城镇及其居民有实际意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关注空间聚合尤为重要，因为权力在创造新的空间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Gibson，2003；Gibson and Lowes，2006)。具体来说，空间聚合产生了新的层级结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些城市，而其他城市中则下降。它同样建立了一种层级结构，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区域，而其他区域的财富和权力则下降。这些区域差距和正在日益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共同存在。例如，纽约的财富权力上升和底特律的下降直接影响居住在这两座城市内部及附近居民的生活方式机会。同样，曼哈顿向权力中心转型也是以纽约周边市区(少数除外)的衰落为代价的。
这种空间化研究路线，进一步表明了在媒介集中分析中打开新局面的价值。空间聚合，以及所有权的聚合，是商业集中的重要形式。它汇集了诸多公司，无论是与所有权有关的还是无关的，将它们与生产商、供应商，并与之相互依存的客户联合到了一个密集网络里。而这种相互依存性，在全球城市的地理层面得到加强，并通过电子化途径向全球扩散，因此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力量的集中形式(Sassen，2001)。这一发展对于通信和信息产业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是生产者服务部门的核心，而后者是如今空间聚合的主要原因。从本质上来讲，通信和信息处理过程，以及相关产业，从根本上促进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经济转型的主要形式：在企业的空间聚合中，经济力量不断集中。但是，还必须强调指出：媒介、电信和计算机设备与企业的整合，实际上使得所有的公司都成为传媒企业。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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