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没有陷入语言的陷阱，它集中评估了不同规制形式(比如市场和国家)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为了思考解除规制这一个概念所掩盖的国家的建构角色，重新评估规制就显得十分地必要。它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对国家问题研究走出了新的一步，也就是强调研究国家如何积极主动地建构规制的形式。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当前国家建构活动的四个过程，而国家的建构活动则来源于空间化和商品化。第一个过程是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也就是国家的规制形式舍弃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其相关标准(如普适性)，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制。在传播领域，这意味着即使在国有和公有的广播和通信公司中，也都更加强调市场机能与盈利性。具体来说，这使得对受众规模和广告收入更为强调。制作节目的时候，需要考虑外销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这个节目与其他盈利媒介的联系。在电信领域，商业化意味着建立并组织网络和服务，服务的对象偏向于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顾客(主要是商业用户)。即使这意味着网络建设将侧重在国际大都市之间建立全球性网络，而不是把网络延伸到乡村和缺乏服务的地区。商品化使得国家传播机构将电信、网络和其他的盈利性活动同邮政及其他服务性活动区分开来，而服务性活动是由宪法和法律所强制要求的。商业化的支持者们论述到，商业化并不否定公共服务的目标，它甚至有可能更好地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比如增加服务的普适性(Noam，2008)。相反，商业化的反对者们反驳到，商业化是转化传播流通空间的手段，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商业化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使用者，而不利于其他的阶级。
第八章 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① 被称为“规制学派”的学者们在这方面起着领导作用，但是其他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也提出了这个论述。在“规制学派”的主将利佩茨(Lipietz，1988)看来，规制是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对矛盾倾向的调整。
②由于市场结构的不同，在市场形式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规制类型。这些类型的两端分别是寡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规制形式。一般传播部门中所谓的“扩大竞争”实际上是指一个或者更多的新公司加入社会场域，使得规制的形式可能由垄断转移到双头垄断或者寡头垄断。因此，“扩大竞争”可以使得政府的监督不断减少，这样的政策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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