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焦点从实质和方法论上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的权力分析。就像前面几章所论述到的,政治经济学对构成权力生产、分配与使用的商品、制度、实践以及社会影响等诸要素进行了持续性的分析,对社会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对传播实践的解释。为完成对权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了适合对权力进行大规模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例如,这些概念与方法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检视鲁珀特·默多克新闻集团是如何通过合并、购买、劳动实务以及借贷来积蓄力量,进而扩大媒介和信息商品的生产,以左右政府的规范政策。运用这类方法时,政治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关于传媒集团的营业收入、组织结构、雇佣情况的数据,同时政治经济学家也聚焦于传媒集团对于政府机关(比如规范和政策机构)的建议。
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行动和能动性,并通过考察权力在构成的、互动的、微观的层次上的运作,扩展权力的概念。举例来说,时代一华纳董事会面对如此众多的宏观压力,如何制定出优先的议事议程,从而决定进入此特定市场而不是另一个,购买此公司而不是另一个,投资于此项新技术而不是另一项。这些决定被规范地用于客观地评估规范行为的“底线”。实际上,底线的客观评估值是宏观压力平衡的一种测量。然而,客观地评估掩盖了一系列微观的权力斗争,这些斗争源于具体的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狭隘的利益。政治经济学家需要使用和他们培训时期所掌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将这种评估扩大化。这些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民族方法学、参与观察法和其他观察社会实践的方法对一系列特殊的行为主体而言,社会实践构成了权力的含义(Pendakur,2003)。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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