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模式仅仅认识到系统的维持，这是不够的。它应当反映出稳定和冲突这两种要素的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二元的(辩证的)模式从建立到运用都相当困难。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喜好和情境的不同，人们习惯于将这样的二元模式简约为一种稳定的功能主义，或者一种变革性变化。而结构模式的有趣之处，却恰恰在于它是两者的结合(1973：280)。
本章试图通过将结构化理论与商品化和空间化的过程相联结，从而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结构化通过强调和对能动性、社会关系、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实践问题的涉猎，对于特定结构(主要是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政治经济分析的趋势进行平衡。同时，参照加纳姆(Garnham)以及其他人的论点，结构化的观点同样否定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认识，即：认为对能动性的研究可以在没有结构的情况下完成。这是因为结构为能动性的运作提供了所必需的媒介。结构化理论是认知社会生活的一种路径，它旨在强调目标导向、自反性的人类行为；而同时并不放弃去理解权力的“缝合”，它们与社会行动相互建构。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太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而把结构的概念限制在一系列的运行规则(operating rules)和一个资源库(store of resources)之中，个体从中各取所需。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概念并不总是具有一致性，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他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往往没有联系对权力的理解，没有联系一种更广泛地对社会的批判路径。这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运行规则，就像汤普森(Thompson，1989：63)指出的那样，这些运行规则包括“道德规则、交通规则、政府组织规则、语法规则、礼仪规则、足球规则”。虽然吉登斯意识到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可能性的规则，但是他并未能够对此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回应他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什么是明显区别于其他的社会(social)规则。也许一旦对社会规则进行明确的界定，他将难以建立超历史(transhistorical)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是他对立于马克思的要素(Giddens，1981)。在资源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吉登斯的资源一说也包罗万象，从福利机构的咨询服务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买卖都属于这个范畴。同样，一旦按照确定的形式来安排资源，就会使得其中的某一项资源(如权力资源)获得比其他种类资源重要得多的地位，从而将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广泛的理论转变为对众多社会表象之一进行特殊的历史性的解读。而政治经济学对于结构化的解读恰恰强调了这一点。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在保留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和行为二元论一般观点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权力(power)上，以及将结构化植入于社会分析的批判(critical)趋向。
第九章结构化：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霸权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