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越来越多的研究因循着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关于权力精英经典著作的传统。这些研究检视将媒介企业家和其他的精英阶层进行联结的密集网络系统，包括一系列企业董事会、商业协会、公民自治组织和私人的俱乐部(Artz andKamalipour，2003；Chomsky，1999：Edge, 2007; Herman and Chomsky, 2002; McChesney, 2000;Rothkopf，2002；Sussman，200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类研究描述了媒介商业巨头，如加拿大的阿斯皮尔家族(Asperfamily)是如何构造自己的传媒帝国，从而影响政府。同样，这类研究强调一系列强有力的机构性的“过滤装置”，如何在精英媒介中完成对新闻建构塑型的过程(如《纽约时报》)。其中一些研究认识到媒介不断地扩张到更宽广的信息领域，并描绘权力是如何被应用于不同的项目之中，如创建一个高科技的商业区(从社会对此更需要的部门中汲取资源)，以及在新出现的社会中，推广全球的品牌。
第四，有些研究集中考察了阶级统治在政策制定和规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Burkart and McCourt, 2006；Chakravartty and Sarikakis, 2006;Mosco，2003；Schiller，2007a)。这些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对电子音乐、互联网、通信系统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的斗争。具体来说，这些研究强调动员阶级权力，以构建一个利润可观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对音乐进行数字权利的管理；在对互联网的管理中扩大企业的控制；在通信和信息领域，从公共的利益转移到基于市场的定价。
这些阶级分析的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论证了：阶级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对于社会传播领域的生产、分配、消费的信息。然而，这些分析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从分类观(categorical)的维度对阶级进行考量；而其主要的兴趣在于决定阶级在一个范畴中的位置，同时描述相关的行为类型，包括负责对阶级范畴再生产的行为类型。这些类型的分析突出强调了阶级作为一种结构，阶级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些研究对自由主义多元论者所进行的批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自由主义多元论者看来，阶级结构的存在往往是被否定或者被忽视的；而媒介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仅仅是一个民主的市场的自然产物。按照他们的观点，市场需要做出某些调整，但是因为分析的主要单位是个体的消费者(被界定为个人或者是企业)，其所谓的调整也就是改善市场服务于个体的功能，而不是缓和根本意义上的阶级分化。
第九章结构化：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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