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过分的强调阶级的分类观，在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中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阶级权力具有加深人们“异化”感的能力。正如布尔迪厄(Bourdieu)所阐述的，在“权威语言的力量下”，从属阶级只能：
不断被迫接受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谨记心中；他们总是对自已产生陌生感，他们不再是自我评价的主体，也不再是自我信念的核心(转引自Mattelart and Siegelaub，1983：19)。
对于传播研究形成观分析的起点，来自马特拉(Mattelart)。他认为这项分析的任务就是寻找“失落的范式”，包括从属阶级如何自我建构：一方面涉及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对自身需求和利益产生的自我意识。马特拉(Mattelartand Siegelaub，1983)承认超越分类观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他强调在西方社会之外，在西方社会对工人阶级普通的传播研究传统之外，考察大众媒介的使用和大众文化的实践。通过这种方式，他探讨了西方之外的人群是如何创造他们自己的传播方式、发展他们自己的传播语言，以及形成他们自己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构了自身流行的霸权，这种霸权与统治阶级的霸权相互构建，而且相互抗争。并且，这种霸权为社会行动(包括阶级斗争)提供了独立的土壤。政治经济学家开始从实质上对构建阶级形成观的要求进行回应(Artz, Cloud and Macek, 2006; Calabrese and Sparks, 2003; Downing,2001; Dyer-Witheford, 1999; Fones-Wolf, 2006; Mazepa, 2007;Schiller，2007b)。政治经济学开始将工人阶级看成是传播和文化的实际生产者。同样，对于扩展阶级视角研究的讨论也很重要，因为这些讨论通过强调传播产业中的劳工问题而超越阶级的分类观。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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