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种转化通过强调阶级意义的深化，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得到强化；而对社会阶级意义的考察，往往是大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基石。虽然阶级的课题非常的重要，但对结构化的分析还需要引进一些其他的概念坐标。
虽然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社会阶级这个切入点是必需的，但是它却不是结构化以及与传播关系研究的充分条件，部分原因在于阶级的分析没有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研究。用詹森(Janson，1989)的话来说，社会性别问题是“社会建构的沉默”。就像前面的章节所阐释的，与其他的研究路径不同，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保持完全的沉默，虽然它的典型做法就是将社会性别作为阶级关系的一个维度进行分析。举例来说，政治经济学对于信息技术和全球的劳动分工的研究，描绘了女性工人在微电子产业中所面临的双重压榨：一方面她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她们忍受着最为残酷的工作环境(PellowandPark，2002)。然而，即使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研究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它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可能地全面地将社会性别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McLaughlin，2004)。
一个明显的任务是，我们应当考虑性别研究的各种社会取向，评估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相容程度。我们的目标不是为社会性别(说得再具体一些，为女性)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寻找到一席之地，这种“寻求女性地位”的观点恰恰是问题症结所在。相反，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如何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最好地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理论化。也就是寻求理论上的共识，即使不能达成，也要找到框架之间能相互交融的概念和研究地带。米奇·李(MickyLee，2007)、麦克劳林和约翰逊(McLaughlin and Johnson， 2007)、米汉和赖尔登(Meehan and Riordan，2001)、萨拉卡奇斯和谢德(Sarikakis and Shade，2007)以及其他学者在试图弥合各种视野的裂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政治经济学承认明确的女性主义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明确的女性主义从对女性主义的特定关怀出发，思考女性主义与其他研究取向之间的关联(Chambers，
第九章结构化：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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