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法院推翻了这个决定，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不顾法院判决，还是向该台续发了三年期的营业执照，直至联邦上诉法庭最终裁决联邦通讯委员会必须吊销发给WLBT的执照《基督教联合教会诉联邦传播委员会》，F.2d 543，549-550(DCCir. 1969)]。虽然早在1968年，联邦传播委员会就已经接受了在广播电视业中反就业歧视的法规，但是直到1989年才有了第一例该委员会对有照电视台就业歧视行为的控诉案。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种族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核心要件。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层级制中，包括阶级、社会性别；更重要的包含了种族。此外，种族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下技能和控制管理的核心要素，而当今的全球政治经济越来越主要地由微电子和信息生产来进行界定(Smith，Sonnenfeld, and Pellow, 2006)。
对媒介和传播享用权中的种族分化，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并不是没有问题。当少数民族被排除在传播网络之外的时候，企业就失去了将其市场扩大深化的机会。同样的结论对于阶级和社会性别也适用。在创造市场过程中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是往往倾向于在新的人群和旧的基础上进行折衷。而旧的基础必须被新的信息和图像取代，因为这些新的信息和图像将最终挑战主导大多数视听空间的话语权。
对于种族和媒介分类观的分析强调了种族对于各种形式的媒介享有权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强调种族和媒介社会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相对较少(Gandy，1998；Green，2001；Hunt，1997；Leung，2005)。这些都表明，要理解种族在媒介中的结构化过程，就不得不考虑它的运作方式，包括少数民族为获得大众媒介工作机会的斗争；反映少数民族实际生活状态的非主流媒介的创建；以及改变大众媒介中少数民族信息和娱乐节目的内容而施加的压力。同社会性别的研究一样，对于种族最有趣的研究也聚焦于社会历史的分析。萨克斯顿(Saxton，1990)就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了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他强调经济杠杆的作用，包括从奴隶市场到被隔离的职业市场；同时他也重视文化的力量，其中就包括对于种族自卑感和大众娱乐(比如白人扮演的化装黑人滑稽乐队的表演)的学术分析这些都生产了一系列的种族(和社会阶级)关系。这些都远远地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关系也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实践，在种族冲突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变化的背景下不断被检验、挑战、修正和重塑。这些实践因此本身也就具有了社会冲突的烙印。举例来说，白人扮演的化装黑人滑稽乐队的表演使得种族主义得以强化，但是如今它成了社会讽刺的力量，尽管小心翼翼，但是却直接对种族主义展开了攻击。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马克·吐温(Mark Twain)以及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这些身份各异的人物，在萨克斯顿(1990：390)看来，“更多的是白人种族主义的政治的合作者，而并不是反对派……但是他们使我们对于人类可能性的视野变得更为宽广”。除此之外，在白人种族主义构成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反对派力量(如非裔美国人中的废奴主义者)都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反种族主义的文献，极大地动摇了种族主义存在的核心前提。上述讨论对西瓦楠丹(Sivanandan)关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论进行了具体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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