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发展。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组织对内和对外传播的问题，并因此发展了自己的传播策略和政策。其中重要的议题，包括：民主化(democratic)如何才能成为组织内部传播的准则，社会运动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传播的主要形式，以及社会运动需要运用何种程度的专业和专家意见来指导媒介活动。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Gitlin，1980)的早期著作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强调社会运动的媒介政策与它最根本的目标之间是不能割裂的。具体来说，他指出，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就在它允许其领导人成为媒介人物之后丢失了民主的精神支柱。
对于主要围绕着媒介生产和政策进行的社会运动，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也作出了贡献。从连接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理论(Hackettand Caroll，2006)、组织传播理论(Ganesh，Zoller and Cheney，2005)和自治社会思想(Dyer-Witheford，1999)的视角出发，世界范围内的非主流媒介运动已经对主流的媒介形态、技术、形象和信息提出了挑战。这些运动包括扫盲运动、街头剧场、非主流的报纸、录影带和电影制作、卡通、公共有线电视计划、可供选择的电脑网络、录影带的非法复制、电脑黑客，以及其他形式的网络行动主义。它们因向既定的媒介形式挑战的方式而不同。一些形式，如在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的扫盲运动，除了政治哲学和实际的需要以外，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传播和教育形式都提出了质疑(Mattelart，1986)。其他的形式，比如录影带的非法复制、电脑黑客，以及网络行动主义，对传播工具集中的控制权提出了挑战(Hanke，2005；Kahn and Kellner，2004)。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通过非主流报纸和公共电台与有线传播，提供了与主流媒介在本质上具有差异性的讯息和形象（Howley，2003，2004；Stengrim，2005；Switzer andAdhikari, 2000; Waltz, 2005)。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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