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不同的是，主流霸权自我保护的方式，往往是自我嘲讽风格上超脱地认为其对于存在于常识与现存经验之间的差距了如指掌。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和媒介机构使得这种后现代性的嘲讽臻于完善，并通过建立愤世嫉俗的叙事者和受众之间建立连接，以回应早已存在的差距我们早就发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想对此进行“隐瞒”（Glynn，2000；Miller，1988)。最后，另外一种保护方式，它并不提供直接的保护，但是通过娱乐节目和信息的生产而间接地予以防卫。这些娱乐节目和信息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与常识现存经验的差距无关。它们通过其他的问题很好地分散了注意力，并指出：最好对其他问题进行思考，或者根本不需要思考。
雷蒙德·威廉斯(1980)发展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提出了文化和媒介实践中的反主流(oppositional)和非主流(alternative)的霸权概念。这两种霸权形式都要求新型的知识领袖的发展。新型的知识领袖与既定传统和革命的传统有所不同，它要求抛弃分析与政治实践中的分裂、概念与技术的分裂，以及思与行的分裂。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些领导品质构成了“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使用这些品质，从而发展了反主流和非主流的霸权。就像通过信息的、戏剧的、喜剧的和其他表现形式的悠久传统所展现的，反主流霸权攻击主流霸权的弱点，撕下了掩盖其矛盾的虚饰。这些反主流和反抗的文化履践并不一定产生非主流的霸权。但是，反主流霸权的成功将使得非主流霸权的产生变得更为容易些。因此，对媒介改革的抗争引导人们想象一个民主的传播系统；对于自由贸易的抗争导致了人们对于公平贸易的想象—公平贸易建立在对于全球管理决定权的广泛参与之中，以及对于所有资源平等享有权的允诺的基础之上，这些资源是走向完整人生的保证。通过对非主流霸权表达的不同程度(或是直言不讳，或者是暗藏玄机)以及一系列形式的研究，描绘了构建社会生活新的常识不同路径的条件。对于这些不同路径的思考，并将其付诸实施，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现实性。这样，霸权的概念建立了基础广阔的组织原则和过程，并提供了理解结构化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前面所提到的构成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及社会运动的过程有所重叠，相互补充，但又相互独立。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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