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研究有五方面致命的缺陷：
首先，它高估了受众作为接收者的自由度。其次，它最小化对受众商品化的过程(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分析)。第三，它无法区分大众广告与专业性媒介。第四，它将积极的接受与政治活动混为一谈。最后，它把偶然发生的对反对性亚文化中的有积极意义的解读当成了普遍情况(Budd,et al.,1990: 169)。
今天，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有些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文化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在一些方面有所助益。非常重要的是，它领导对实证主义进行广泛地批判，并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和社会构成。从雷蒙德·威廉斯(1961)和理查德·霍加特(1957)的著作开始，文化研究将文学批评从对经典和精英文学的分析推向了对日常生活的分析。①具体来说，他们力图拓展文化分析的实质性内涵，并突出强调了其前提假设，即文化是普通日常生活的产物，由全体社会角色共同创造，而并不仅仅由特权精英所创造。此外，虽然历经冲突和重心转移，文化研究仍然坚持：社会不仅仅建构在社会阶级的基础上，同时，它也建立在社会性别、种族和民族以及身份的基础上(Fiske，1989；Wilson，GutiérrezandChao, 2003)。
政治经济学能从这些分析维度中受益匪浅，同时它有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即使它的哲学取向接受主体性，并体现出更广阔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学仍旧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道德上的承诺，坚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差距。因此，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倾向于对主观性和主体的研究大相径庭，同时与文化研究中拒绝思考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的倾向迥异。此外，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中采用专业化语言的倾向不同，因为在它看来，专业化研究的使用违背了文化分析的初衷，即文化分析应该为普通人所享用，因为他们对文化分析的社会建构负责。最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忽视劳动力和劳动过程的倾向不同，文化研究往往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并否认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存在着任何价值。当然，对这种观点还存在着重要的例外(Ross，2004)，但是不管怎么说，承认文化研究对于劳动(劳作活动占据了人们清醒时候的大部分时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还是相当勉强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威廉斯(1981：65)明确地将这个转变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它反对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特殊化，使之成为独立的价值源泉。它强调将实际上多样的文学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本质性的冲突(conflicts)已经必然发生，并且仍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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