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拓展了认识论，使它超越了实证主义和本质论，并包含了社会建构论的知识观点，旨在决定个体和群体实际上是如何参与到他们所认知的社会整体的创造过程之中的。文化研究同样考量社会现象是如何创造的，进而被机构化，以及最后成为传统(Hobsbawn，1992)。
就其本质来看，与文化研究最为接近的对文化的看法，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的产物，被广泛地生产、分配和消费。因此，正统文学的辩护者论争到，文化不再限定于那些由精英创作的、多年来被尊为文化经典的作品。文化研究开启了对整个娱乐和新闻媒介的研究，包括电视情景喜剧、大发行量的通俗小报、滑稽浪漫故事、好莱坞大片等。并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把大众(mass)生产和分配的素材同流行(popular)文化和工作区别开来，后者是在相对民主的条件(强调广泛参与和平等)下，为争取民主的目标而创作和传播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研究反倒经常用一些难以理解的术语把自己弄得相对学术化，这些术语在文化分析与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之间制造了不该有的隔阂，而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本来最有可能从这些分析中受益。我们当然不否认学术研究中概念精细化的必要性，以及对运用复杂理论形式的要求也无可厚非，然而，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一些文化研究著作是如此难以接近，如此限制在专业学术读者范围内，以至于任何民主化的梦想和鼓舞力都不可逆转地消失了。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哈佛大学非洲-美洲研究中心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 Gates，Jr.)的批判。他注意到了正式文化研究中的不足，即它们的“异化策略”，这体现在他回顾了自己在课堂中对学生教授经典著作的痛苦经历。这一段话很长，但是值得引用：
我第一次上课面对着的是学院优等生讨论课的一小批听众。我所犯的错误，永远也不会再犯第二次。那时我刚从研究生院毕业，还沉浸在当代文学理论那些神秘莫测的专业术语中。我打算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关于奴隶的论断进行容易接受的结构主义分析，追随其错综复杂的“二元对立”的游戏。一切都有条不紊地作了图解说明，确定了形式，并做了分析。这是我最好的一次结构主义分析，简直像我周日最好的礼拜服一样层次分明：笔挺的白衬衫、锃亮的黑鞋子。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如果你看到一个观众目光呆滞，那么实际上有一群人会感到索然无味。我大胆地完成了我的讲座；当然，我也请观众提问。“喂，老兄”，坐在最后排的一个年轻人打破了随即的沉默，“我们就想知道，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是不是一位汤姆大叔?”(Gates,1989: 44)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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