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盖茨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我的讲述有趣得多。”它提出了文体的政治问题，关于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讲话的目的，关于怎样区分选举与微妙的颠覆。从本质上来说，盖茨醒悟了，“在我们批判性的话语和这些话语所依附的传统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裂痕”。他意识到了在文本和实际经验的隔阂，而文本通常产生于实际经验(Gates，1989：44)。
尽管有这样的问题，文化研究提醒了政治经济学，其内容的实质(对传播的分析)根植于普通人的需要、目标、抗争、失败与成功。文化研究尝试对普通人的生活进行诠释，即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制度化和象征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由他们(普通人)自己完全创造，而实际上，这个世界更多地展现了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异化的力量。
文化研究对于批判工作的扩展同样作用显著，它超越了社会阶级分析，包括了女性主义和那些新型社会运动(例如环保运动)所启迪的研究。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虽然社会阶级是一个核心的分界线，或者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起点；但是，构筑结构化进程的是各种互相重叠的层次体系，其延伸到社会性别、国别、种族和民族。此外，虽然文化研究的极端观点认为，当代生活中的政治就是找寻特定的身份认同，瓦解反对派政治；但是，文化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能动性的多种形式充满着潜能，而每种形式都带来了其对于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理解，这一点对政治实践生死攸关，却也很少被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关注(Kraidy，2005；Waetjen andGidson，2007)。文化研究通常用这些术语进行界定。举例来说，根据约翰逊(Johnson，1987：43)的观点，“文化研究是关于自觉意识和主体性的历史形式。或者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主体形式………”约翰逊进而将这个定义和马克思一恩格斯的传统连接起来，尤其是他们的早期作品，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后，他题注道：“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主体性形式的社会生活。这表现在它们循环的每一个时刻，包括它们的文本的具体化”（Johnson，1987：62)。这个观点和我所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相近。或者，像魏特简(Waetjen)和吉布森(Gibson)在他们对“哈利·波特丛书”的重要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里需要的是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慎重地思考，同时，我们需要将文本的开始与结束放置在对当代媒介生产和分配历时性和物质分析的框架下”（Waetjen andGibson，2007：5)。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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