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关注宏观社会的权力组织，并发展了用于此类研究的方法论。虽然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对权力问题作同等思考，但也有例外。有些研究侧重考察了地方性权力组织，集中研究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交互性主体”。除此之外，虽然一些文化研究分支几乎只关注对“文本”的研究仅仅选择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来“解读社会”；但是另有一些分支汲取了民族志的方法论，开始关注文本接受与使用的社会关系，包括对媒介的研究(Donkor，2007)。文化研究告诉我们，权力具有地方性、交互主体性，以及通过观察技术的可获得性；因此，文化研究丰富了对于权力的政治经济的解读。①此外，一些运用民族志路径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了此类研究的局限，他们呼吁在研究中把全球性和地方性联系起来(Fergusonand Gupta，2002)。
第三节 他山之石：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汲取了多元政治科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对社会活动(包括传播活动)的可替代性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估。公共选择理论，同样也被称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positivepolitical economy)和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的路径，它的直接意图是把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工具移用到政治科学中，以创建一门政策科学（Buchanan，2003；Murshed，2003；Posner，1992；Stigler，2003)。具体来说，公共选择理论旨在创建一门科学，其关键词是市场、个人选择和私人利益。市场提供了所有集体行为的结构模式，包括企业、政府、志愿者协会、利益集团，以及家庭。集体被化简为个人选择的总和，不管怎样描述、解释和判定这些个人选择，它们都反映了私人利益。这里不存在特殊的社会或者是社会集团，也不存在总和大于部分。因此，研究个体也就得到了集体行为的资料，因为结构也不过是为了方便描述个体追逐相似利益而杜撰的。此外，这个理论还使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它一开始就认定：人首先是个人私利的追逐者。公共选择理论家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描述在所有人类活动中的市场，包括传播活动。你的个人利益是什么?这个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爱?等等……你是否愿意支付以得到它？
第十章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① 对于民族志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参见彭达库(Pendaku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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