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家而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非完美的各个市场，个体从中进行选择，参与进去，以实现个人效益最大化。正是在这个持续过程中，社会秩序产生了。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家或者实践家而言，主要的道德任务就是使得市场变得更好，不管这个市场提供信息、娱乐、教育、通信，创建家庭，还是赚钱。举例来说，在这个观点看来，政策研究的职责之一，就是提出能使选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的策略(Murshed，2002)。①
公共选择理论在一系列学科中都有发展，并因它的数位领导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赢得普遍关注。比较著名的有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以及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公共选择理论的成功也使得其领导者，诸如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on)等人呼吁一统社会科学天下，将所有传统学科拆散整合纳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旗帜下(Olson，载Alt and Shepsle，1990：212231)。与保守主义观点相联合，公共选择理论吸引了一批取向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推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学者(Cohen，2000；Tarrit，2006)。然而，从一开始，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批判，因为公共选择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将市场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生活(Wood，1989)。这种研究路径同样被应用于一般社会行为的经验分析，包括对家庭和性行为的研究(Posner，1992)。结果，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思考政策问题的诸多方式之一，但在一些人看来，它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主导研究路径。①多年以来，这个取向也对传播研究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传播政策研究中，例如：广播波段的价值与适当的分配政策；在管理机构中雇员的势力拓展；去规则化的成本与后果；以及在数字化时代版权政策的发展(Coase，1991；Crandall，1991;Derthick and Quirk, 1985; Wilson, 1980; Wu, 2004)。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交易成本指的是在交易过程中支付的行为成本，如使买卖双方走到一起的成本。信息成本指的是为进行最佳选择而获得关于产品、人员和市场等必要知识相联系的成本。机会成本或者说“沉没”成本则是为目前选择而进行的前期选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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